【语汇入台】两岸交流文化互补 厚植台湾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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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延烧,台湾新闻大量出现“拐点”──这个在台湾社会并不常用的词,也使中国大陆语汇频繁进入台湾社会引发讨论。近十年随着网络发达,两岸文化、经济、人员交流频繁,加上中国大陆经济文化实力增长,“中国用语”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台湾网络和社会之中,但随着台湾社会对所谓“中共资讯战”、“假新闻”的讨论增多,也引发是否这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入侵”或“渗透”,将会对台湾传统文化形成挑战。此为系列文章第二篇,专访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指出,与中国大陆交流,才会让台湾文化更加丰厚,也能更好地与强势的全球化平等对话,实现“在地全球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作一个优秀的典范。(廖士锋/多维新闻)

怀念“传统”的原因

杨开煌分析,许多人都会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表示眷恋或怀念,多半由于四个因素造成:一是对现代化的不信任,尤其是全球化造成的贫富不均,发觉自己熟悉的事物逐渐远去。二是当代社会变迁速度太快,对于变化的不适应症,对变局无所适从。三是对未来存在不安全感,相较传统带来已经历过的安定感,未知的未来却难以预测。四是对俗文化兴起的不认同、鄙视,特别是自认为台湾代表“优雅的汉文化”,对比之下,显得中国大陆“粗俗”。但他认为,这几种现象其实概念又相互矛盾,像是全球化、现代化本来是要打破传统的阶级,却造成了新的贫富矛盾。而无论花再多力气去保留,“传统”只要不能适应现代就必然会消失,除非这个“传统”能与现代做很好的结合,也就是在地化要全球化后才有价值;只有在地化而无全球化,这样保留下来的“传统”必然会消失。

中国大陆语汇出现在台湾社会语境的背景

杨开煌表示,从1988年起,两岸展开了人员往来的人际交流,以人为载体,自然就出现了语词互串和词汇相互借用,且海峡两岸属于同质性的文化交流,语言词汇互串或借用的情况也就更加快速及明显。反观台湾有些人用“入侵”或以强迫(force)的概念来描述两岸文化交流,非常不恰当。他认为,这是在用政治性抗拒排斥(反中、仇中、主张台独)的态度看待两岸文化交流。害怕在文化上被同化,他们在提醒年轻人,要封闭自己、抗拒同质性文化交流,事实上带有保守性、封闭的在地性,而非现代性与全球性。

举例来说,近年两岸都掀起“哈韩”、“哈日”风潮,台湾经常使用日语汉字词汇,例如日文中的“达人”、“动画”、“少子化”,但也并未改变绝大多数台湾人的政治认同,所以对于两岸词汇的互串现象,不必过度忧心,除非完全中止两岸网络交流、台湾进行“锁国”,则交流无可避免。况且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实验可以证明文化交流会导致政治上的认同感,当只以政治目的去讨论语言的变迁、评价文化现象,甚至用政治力强行介入、阻止文化变迁或是完全不变,既经不起时代考验,也是不健康的。當前网络发达,网民间的语言交流(包括互骂)就是最重要的载体,因此两岸间的文化交流和语词相互借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杨开煌指出,若是台湾能端正心态,两岸交流不仅可以增进理解,纠正自我盲点,形成彼此词语的文化互补性,而后才有更大的发展性。他解释,之所以能增加两岸对彼此的认识,是由于理解语词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例如中国大陆某些“粗俗用语”,正反映了中共政权起于草根阶级,想要动员基层群众,必须使用最大多数人能听懂的庶民语言。再者,能够理解语词所代表的时空背景,也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台湾作为一个次文化的小载体,很容易被全球化浪潮淹没或带跑,倘若与中国大陆交流,才会让台湾文化更加丰厚,也能更好地与强势的全球化平等对话,台湾文化才能实现“在地全球化”,进一步去影响全球化,被世界各地吸收、发扬,当作一个先进、优秀,且值得作为参照物的典范,而非仅仅单向接受影响。所以从正面来说,台湾与大陆的语词互串,对台湾文化未来的发展性和全球性来说,都有相当大的帮助。若只看负面角度看待两岸文化交流,台湾文化只会走向枯萎,遭到全球化并吞。

至于在词汇交流中出现的语词互串现象,杨开煌认为,一是该语词描述现象或概念的精确性。通常来说,语言、概念、事物,三者处于互动状态,除了具体的事物外,语言和概念都是抽象的,而概念又是依托在文字语言上才得以表现。故语言若能更准确表达出概念背后的核心意涵、情境或事物状态时,该语词就更容易流行。二是词语虽表达得不那么准确,但却具有最先开始使用的优先性,像是日本最早将materialism、mentalism翻译成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和制汉词,清末民初的中国留学生将其传回中国后广为流行。三是世俗性,像是大陆用“折腾”巧妙形容了来回给自己或他人添乱、找麻烦;而大陆原无“愿景”一词,学习台湾后该词才开始流行。

台湾一名医生以“灾”字的简、繁体字为例,指责中国大陆隐瞒新冠肺炎疫情,但却完全错解了“灾”字的本意。(Facebook@Icu医生陈志金)

字体简化符合资本主义社会讲求的“效率”

谈到台湾网民用灾字的繁简体,来嘲笑中国大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时的封城作为,是所谓的“强国特色”时,杨开煌称,灾字的本意,上头的“宀”代表灾祸在家中发生。后来上面改成“巛”(災),是要表达火焰、烟雾往上窜的形象,所以“宀”的本意根本不是要盖住或掩盖,所谓“强国特色”的说法,完全带有仇恨。现代人认同的“传统”,对身处于过去时空中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现在”,经过时空推移、不断发展流变,历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到了现在才成为“传统”,所以传统本身就是在适应变迁。以字体简化的发展来说,就是为了方便快速,语言和文字愈趋简化、趋于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其内涵的特性,就像目前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字,字形来源于行书、草书的“楷化”,也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讲求效率,许多传统就在变迁中被遗弃。当然,在中国大陆目前使用的简体字中,部份也违反了文字和语言的发展规律,例如“爱无心”、“厂无物”、“产无生”,属于现代化加工的简体字。

“汉文化入侵新疆西藏”:源于西方的偏见

对于西方经常批评中共治理新疆、西藏时,汉文化传入后使两地的传统文化逐渐消逝,杨开煌指出,与其说“汉文化入侵”,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入侵影响更大。过去汉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时曾经迷失、自我阉割,像是五四运动或文革等运动洗礼,但最终依旧维持下来,就是因为其体量大、存在韧性,越不容易被撼动。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时,经常是无可奈何的被动接受,可说是“文化达尔文主义”。但若主动正面的去迎接,也许保留下来的传统会更多;反之,正面对抗时,能保留的反而愈少。长期以来,西方对汉文化的指责有两个方面,一是批评东方文化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歧见,二是马克思─社会主义(Marx socialism)的偏见。由于存在上述两种刻板印象,使西方在看待中国大陆维吾尔族、藏族的文化变迁时,不是站在让境内所有人民丰衣足食、地位平等的国家治理角度。

文化的“雅”或“俗” 本无高下之分

杨开煌提到,先前网络上将“武汉加油”与“风月同天”炒作成中国大陆的文化很“粗俗”,日本使用中国古文才是“雅”,他认为这完全是种误解。首先,要衬托自己的“雅”,势必要回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去,在根源中吸吮乳汁。况且习近平讲话中也有许多古语或历史用典,也不完全是粗俗的白话。其次,“武汉加油”或“风月同天”,其实差别在于对内与对外的语境不同。国内对国内,自然是希望武汉地区能努力一起抵抗疫情,国与国之间由于跨境,强调异国间也该同呼吸共命运、感同身受,才会称“风月同天”,根本无所谓雅或俗。况且日本为了顺利举办东京奥运、希望中国给予支持,对中国使用典雅的汉字来多番讨好。

再者,所谓的雅或俗,是精英做出的区别。文言文是识字精英在记言时,经过提炼、精炼的文字,指涉的范围、概念、字义更加辽阔丰富,也能够流传后世,通常不太容易再变动。而通俗白话表达的情感浅显,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缺乏普遍意义,也就越难流传下来,经不起时代考验。于是通俗的部份(如歌)在坊间不断快速流变,精英的部份(如诗词)改变较少,故后者较前者更好的被保留;到后世有人附庸风雅,将自己塑造成精致,把他人指称为粗俗,才产生上下、高贵─通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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