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杯水要强奸我” 女性主义的论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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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名脱口秀演员曾博恩日前于一场表演中,将“伴侣间是否也可能被性侵”、“男性也会被性侵”等议题做为桥段,并开玩笑的“鼓励”台下女性去性侵男性,随后又自嘲肯定会受到女性主义者挞伐。果不其然,该片段拨出后在网络上争议不断,许多女性主义团体及个人纷纷出面声讨,认为被性侵是许多人难以抹灭的伤痛,博恩以此做为笑点过于缺乏同理心。

明知性侵议题颇受争议,脱口秀演员为何还要设计这个桥段?除了博恩所解释的,自己于求学阶段也曾是被性侵的“男性受害者”外,从他故意挑选女性主义者特别敏感的“性侵”做为段子,并戏谑地点名某提倡女性主义的传媒也能看出,他对当前女性主义的观点或者论述方式不以为然、且有意进行嘲讽。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不断兴起,越来越多女权议题受到社会重视,尽管对许多人而言尚有改进之处,一切似乎仍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现实是,女性主义呼声看似不断高涨,却也越来越多人对此感到厌恶、反感及敬而远之,甚至有人做图嘲讽女性主义者,看到一杯水都会认为水想性侵她。因此当“性侵桥段”爆发争议时,台湾论坛上竟出现“博恩这次惹到女权,要怎么安全下庄”的讨论。

有人不满女性主义的思想言论而制图嘲讽。(知乎@光荣的人民土豪)

当然,很多女性主义者会认为,那些反对的声音大多是害怕丧失父权社会中固有优势的男性,但确实也出现不少女性主动声称其非“女性主义者”。显然“女性主义”这个提升女性权益、带有进步意涵的符号,不仅男性不买账,连部分女性都视为负面标签。女性主义窜起的同时,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了差错,成为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中华田园女权与女权自助餐

大陆有一个名词叫做“中华田园女权”,所指涉的是披着女性主义的外衣,实则行精致的利己主义之实的女性,一边享受着所谓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红利,却主张男女平权而无需负担传统义务。例如主张男女平权而不愿处理家务,但同时要求男性有车有房、并支出一切费用;要求与男性同工同酬,但在面对劳务时又以女性为由推托。

此种只愿享有权利、不愿负担义务的单边利己主义,在台湾则被戏称为“女权自助餐”,意指“权利”及“义务”就如同一道道可供挑选的自助餐点,而女性主义者只会夹取她们喜欢的权利,却永远不会将义务放入盘中。

这样的说法当然对女性主义不尽公平,因为不论“中华田园女权”或是“女权自助餐”,会有如此双重标准的,都非真正的女性主义者,且同样是女性主义所谴责的对象。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女性主义如此信奉,而不能否认的是,许多女性认为活在所谓“父权结构的社会”下,所得到的红利远比坏处来的更多。但这些群体可能同样会高举女性主义的旗帜,让她能享有更多“父权结构”下的好处,而当她们也被纳入女性主义看待时,负面的印象自然难以抹灭。

女性主义声浪渐趋高涨,但对期反感厌恶的群体却也越来越多。(新华社)

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主义内流派太多、山头林立,在女性群体内部都难以归纳出一致的看法。例如“女生是否要化妆”?激进女性主义会认为,这是在不自觉间迎合男权的审美观,是在潜移默化中自我规训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而社会女性主义则主张,女性因为化妆才能获得更多善意与机会,代表着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后现代女性主义却又认为,女性也可能是为了艺术或喜好才化妆,不一定都是为了约会或面试,况且有些装容男性根本无法欣赏,更谈不上迎合男性审美。

单就化妆一事就能产生如此多的分歧,更遑论在其他议题上,女性主义间会出现多少相互驳斥的情况,对于未能全面理解统整的女性,在对外阐述时便极有可能出现论述混乱、逻辑无法自洽,而在无意间落入“女权自助餐”的陷阱,被反对方认定为“双重标准”的铁证。

无需讨论 只需立场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确实有其受压迫与不公的一面。但在女性意识慢慢抬头,女性权益渐渐受到重视与保障后,许多男性并不认为自己还是“加害人”或“受益者”。相反的,反而会自认是男性红利越来越少,但传统负担却丝毫未减的“受害者”,讥讽女性主义的“仇女”言论也因此相应而生。

但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父权社会的压迫依然真实存在,而此些“仇女”言论却是打破父权结构的一大阻力。为了对抗此一阻力,许多人在宣扬女性主义时的用词也越发激进,甚至有大开“地图炮”的趋势。其实双方批判的根本是不同目标,却都相互认为对方在指涉自己,两边的误解越深,自然越无法聚焦,沦为现在毫无交集的的各说各话。

面对许多社会事件与仇男言论,许多女性的论述方式也渐趋激进。(Facebook@莫羽静与她的墨水故事)

每当出现情杀、或是女性受害的相关新闻,不乏有女性主义者会出来大肆批判,认为男性永远无法理解“生理女性”从小到大所承受的恐惧,并声称每个男性都是“潜在的强暴犯”,而与男性的每一次恋爱,都是与死亡无数次擦肩而过的冒险,女性则是从出生起便要担心受怕、且受到社会眼光与道德制约的受害者。

此种说法已成为女性主义者常见的主流论述,但却不是男性理解中的社会常态。毕竟多数的男性都不是强暴犯,也没有什么压迫女性的经验,这样的论述方式引起不了男性的共鸣,反而令他们觉得莫名其妙,为何我什么都没做,忽然就变成一个潜在的加害者了?而当男性提出疑问时,却大多得到“不要对号入座,不是你就跟我一起谴责那些男性”的答案。

但这样的论述方式只会使男性反感,连女性都不一定会接受。因为在多数人的生活经验中,他们并没有任何加害者的认知或行为,却被冠上了“加害者”的称号辱骂,只因为某些不是他说的仇女言论、或是一件不是他做的极端案例。而现实中许多女性主义者,确实也没有任何讨论或沟通的意图,男性可以成为女性主义的战友,但不允许对于“男性是压迫者”提出任何质疑。就像某些女性主义者所言:“在讨论性别议题时我永远建议男性,要马跟着女生一起骂,要马闭嘴,这就是你就算不懂政治正确,也可以活得很好的做法。”

每当女性为受害者的社会事件爆发,总会响起对于父权压迫的检讨声浪。(BBC)

很显然的,双方激进的言论让女性主义丧失了任何讨论的空间,成为了一种壁垒分明的界线。反对者继续以缺乏尊重的方式嘲笑、讥讽着,女性主义者则将每起悲剧的原因推给“父权压迫”,并持续强调自身为父权的“受害者”。无奈的是,反对方不需要拉拢战友、扩大族群,他们要做的只有讥讽与批判,即便言论激进也无伤大雅;女性主义者却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与关注,但偏偏每一次的激进言论,所得罪的却是广大男性甚或女性。最终,原本最应该拉拢的、没有特定立场的族群,反而被女性主义者的论述越推越远。

英国女演员艾玛‧华森在联合国发表《He For She》演讲时提到:“当我发表越多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我越意识到女权主义往往成为‘仇恨男性’的代名词,有件事情我能肯定,就是这样的观念必须停止。”她更邀请所有男性,一同关注性别平等的议题。

仅管艾玛‧华森的言行被部分女性主义者所批判,但她确实认知到,目前的论述方式不会增加盟友、更不会扩张女性主义的影响力,只会令其越来越限缩在同温层中取暖。很不幸地,大多数地男性可能真的缺乏相关意识与观念,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时做出“符合女性主义期待的言行”,但若女性主义者对此现状,选择以“渣男”、“直男癌”、“根本不懂女性主义”等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批判,认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对女性权益的抬头,恐怕不会有正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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