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随病毒输出的污名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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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原以为中美角力有可能因此稍微和缓,但双方似无“疫”停止。3月16日,特朗普(Donald Trump)突然在推特(Twitter)为新冠肺炎“正名”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此举引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不满,称其发言是“污名化”中国。

3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新闻会依然故我,为“中国病毒”说法辩称:“病毒来自中国,这就是理由。”他又认为是中国没有就疫情及时发出警告,导致美国没有及早行动,并指中共一度将病毒归咎于美国士兵,这才是污名化。

与此同时,自诩“民主防疫”模范生的民进党政府,也“疫”气相挺。3月19日外交部与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表《台美防疫合作联合声明》当中,中文版用语特意强调:“为对抗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病毒……”,可见台湾官方不甩世卫组织(WHO)的呼吁,径与特朗普口径一致。

争论肺炎名称的攻防也不只表现在政府之间,之于民间也大行其道。日本喜剧泰斗志村健不幸於3月29日因染新冠肺炎逝世,同樣引起两岸网友在“维基百科”上对战。关于志村健的死因,先是有不明人士在维基百科上标注志村因“台湾肺炎”不幸去世,钓到许多激愤的台湾网友,立刻回击将之改为“武汉肺炎”,还在后面标上“台湾光复中国”、“注意使用CHO正式称谓”等标记。两岸网友对一位日本人死因的名称,你来我往互相笔战,凸显两岸民间敌意之深,肺炎名称显然只是一记助燃政治战火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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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不会遏止病毒

事实上,早在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即将此一流行疾病定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外文:COVID-19),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同步将“武汉肺炎”的正式名称改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但指挥中心认为,该名称对民众来说太长、太难记,所以可简称为“武汉肺炎”。

坦白说,台湾官方此前这般说法尚可接受,毕竟对普罗大众而言,“新冠肺炎”确实较为抝口。相对的,“武汉肺炎”不仅作为传染病爆发的第一时间代称,就连中共官媒,或是百度百科都可见类似“武汉病毒/肺炎”的说法。更重要的,对民众来说,这个称法多半是习以为常,并不会过于敏感意识到“武汉肺炎”在政治人物口中的隐喻。

不过,作为“维护全球卫生”的世卫组织仍有其一定的专业见解。世卫组织之所以表明强调全球各国不该再使用“武汉肺炎”,源自于2015年世卫所发表的《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内文强调“希望协助世界各国最大程度地减少疾病命名对国家、经济、人民和动物的不必要负面影响”。

世卫之所以有这样的倡议,主因在于人类历史上许多传染疾病的命名,一直甩不开政治、文化因素,致使各地产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比方,西班牙流感(新型流感,H1N1)、香港脚(足癣,Tinea pedis)、退伍军人症(Legionnaires)、痲疯病(汉生病,Leprosy)等等,这些带有国家、区域、动物名称的传染病命名经公布以后,通常会加重一地的社会仇视、族群歧视、人群间的戏谑等,更直接让感染者受制于社会压力,进而隐匿病情,使政府单位无法控制。这也是为何美国亚裔公众人物,包括前NBA球星林书豪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感到齿冷,即便是美国籍,也因“肤色”问题容易成为传染病的替罪羊。

近期,特朗普针对“中国病毒”说法已改口,他表示,必须确实保护在美国与全球的亚裔社群,病毒传播并非亚裔的错。(AP)

“中国病毒”成民怨输出

然而,民粹情绪的炒作总会扭曲人心。疫情棉长的风声鹤唳,再搭配政治人物、特定立场的媒体推波助澜,至今“武汉肺炎”已不单纯是传染疾病的代称,而是添加了不少“指向”、政治操弄的成分在里头。

举例来说,当新冠肺炎在今年1月流行中国大陆、亚洲等地时,美国科学家甚至情报机构(CIA、DNI)就警告美国政府及早因应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全球危机,或是防止境内大幅扩散的可能。但特朗普对此除了用轻视(将肺炎当流感)的方式对待外,还抨击批评者将新冠肺炎无限上纲“政治化”,是诅咒、希望看美国有数百万人死去。但其实,2020年底的美国大选将至,对特朗普而言,现在任何“阴谋论”的说法,当然想方设法加以辩护、反驳。

可是,从美国目前疫情看来,特朗普将新冠肺炎轻描淡写,才是将病毒“诬”名化、“政治化”。而现在,特朗普为了扭转此前疏忽的防疫政策,不断批评中共是始作俑者,忽视世卫组织关于“疾病命名污名化”的原则,径自称“中国病毒”,无疑是输出美国民怨、转移政府防疫失能的骂名。

台湾更胜一“仇”

至于太平洋的彼岸,台湾政治人物的作为,或可说是更胜一“仇”。2020年台湾大选已画下句点,但民进党政府似乎意犹未尽,自疫情爆发以降,除了持续称“武汉肺炎”,甚至在台美联合文件中称之为“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病毒。

这般有意无意的用字遣词,对于才刚经历了2020年大选的台湾社会,民间被政治人物煽动的“仇中情绪”方兴未艾,自然将来自于大陆的人事物,视为无法自由活动的哀怨与社会恐慌情绪的宣泄矛头。

但问题是,摊开目前台湾确诊案例观察,来自中国大陆、或是自疫区武汉返台者的确诊人数并非大宗,反而是经由欧美国家返台者,才是台湾现今感染确诊人数暴增主因。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至今,仍认为使用“武汉肺炎”是比较顺的讲法,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供图)

更进一步来说,根据英国学者保罗.斯皮克(Paul Spicker)于1984年出版的《污名与社会福利》(Stigma and Social Welfare)一书指出,“污名化”是一种社会控制的表现,与权力密切关连,谁拥有意义生产权,就拥有了控制权。换言之,人们可透过贴标签与谴责(污名化)的方式,来强调所属生存空间、资源分配、竞争体系的区隔,这时就会产生并维持彼此之间的“距离”。

而这般利用“污名化”的诠释,如若放置现今两岸关系看来,则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好比亲绿阵营执意叫骂“中国病毒”,不正表现透过疾病“污名化”来强化台湾优于大陆的文明位置,再以人人“惧毒”的心态达到台湾社会拒斥大陆的效果,顺势推动两岸关系“脱钩”。

再者,“污名化”也可达到防御性、权力的巩固。一旦“个人(或国家)”被予以污名的标签,社会便自然而然建构出一套贬抑、排斥的机制,来合理化所有的歧视行为。相对“被污名者”来说,其薪资、社会地位、权力将面临被剥夺的情况,进而区分、巩固“诬名者”的权力地位。

否则,2003年当中国大陆发生SARS疫情,为何美、台政界不跳出指责“中国病毒”,因为那时中国大陆还未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的国际地位,或是堪比台湾“民主政治”的治理优越性。

此外,新冠肺炎的“污名化”又可将“疾病发源地”作为所有问题的症结,藉由问题的简化,让民众忘了去追究相关机构应该担负起的责任。就像美国正面临“新冠肺炎”大爆发,以及台湾与日俱增从欧美国家移入的确诊人数,并非靠着“中国武汉”四字定名就能解决问题。

过去,民进党曾为在台被污名已久的痲疯正名“汉生病”,甚至通过了《汉生病补偿条例》;2020年,当世卫组织为武汉肺炎“正名”,民进党政府却一反过去做法,在防疫之外还带着浓浓的政治味。如此双重标准的差异,无论对于两岸对立情绪的和缓,或是人类疫病的防控,都无济于事。

平心而论,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法,执意叫阵中共,是出自于中美博弈,且着眼于年底美国大选。但对民进党而言,现无选举,应该追求和谐、降低对立,台湾社会一边争取加入世卫,另一边却是顶风逆行,随美“疫”气相挺。陈时中此前说过,“我们对抗的是病毒、不是武汉”,恐怕还是台湾官民回归理性看待传染疾病的一帖良方。

本文转自《多维TW》053期(2020年4月刊)《随病毒输出的污名浮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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