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困的自由主义和国际秩序 台学者: 中国面临历史机会需提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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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延烧,“自由” 在疫情下面临诸多限制,而于疫情下反思自由主义更成为一项课题。龙应台基金会4月11日举办思沙龙讲座邀请中研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员钱永祥,在民粹浪潮、疫情改变国际秩序的情况下以《艰困时刻中思考自由主义:我的乐观与悲观》为题,分享他对于国际局势以及台湾社会内部的看法。钱永祥分析,此次中国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中国也要开始思考它在国际中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它同时也需要提出一套世界愿意认同的理想,让世界能够心悦诚服。

自由主义的乐观与悲观

钱永祥提到,自己与龙应台基金会从去年开始就规划自由主义的题目,因为当时西方很多国家和台湾,自由主义这个政治制度受到考验,自由主义的思潮正在消退中。西方最明显的就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此外包括匈牙利奥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缅甸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当选都对民主体制带来考验。而在台湾和华人社会则是随着中国大陆崛起,对于西方价值和西方价值传入后的启蒙思想也造成挑战。钱永祥认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讨论自由主义的前途是很必要的。

在演讲开始,钱永祥先定义自由主义。他提到,自由主义是尊重个人自由,而在社会层面是容许个人不同的信仰、目标和利基,自由主义价值的是平等多元。他提到,自由主义近年受到民粹主义的挑战,但他认为民粹主义有正面也有负面,并非都是負面的。

钱永祥提到,民粹主义是民主体制和民主理想的2.0,因为民粹根本上是对精英的挑战是希望扩大民主参与的机会,原来的民主制度是间接的代议的,民粹想要的跟民主并不冲突,只是希望更直接、范围更扩大的民主。

钱永祥讲述他对自由主义面临挑战的看法。(Youtube@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但最大的问题,民粹是一个高度的敌我关系的思考方式,民粹主义的政治是一个“我们跟他们”的政治,这是它主要的负面因素所在。民粹主义设想的人民是一元的、同质的、有集体意志的人,它跟民主制度并不冲突,但跟自由主义是冲突的。因为自由主义相信的是平等多元的价值。民粹推行的是敌我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是竞争合作的。

钱永祥也分享他对自由主义的乐观与悲观。他提到,悲观在于台湾跟西方社会,面对崛起的中国挑战这时所有的国家都会采取守势,这个态势之下自由主义的价值会慢慢淹没,取而代之是强调内部团结和统一对外的敌意。但他认为,还是有乐观的理由,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化经验给了民众集体学习的机会,让台湾人面对不同的力量和价值观能沟通、合作,这个经验在西方很多国家也有,但问题是在这个经验里大家对政治的理解太过于强调敌我这一面、疏忽合作这一面,所以今天自由主义才会面临困境。

他强调,多元冲突是社会的常态。要意识到人在一起就会有冲突,但是冲突要怎么解决? 第一是承认冲突的各方有一定的道理。“这说起来容易,但大部分的人碰到跟意见不同的人,第一时间就是敌意。”但是钱永祥提醒,人类社会里面,善恶、是非、对错是一个复杂混合的状态。但民粹主义就会认为,我们就是对的,他们就是错的,这种敌我斗争的政治观会对民主造成伤害。钱永祥提到,“有句口号叫割喉割到断”,就是想将对方完全消灭,但民主社会一定要接受反对党和反对势力的合理和合法存在。

钱永祥也举例,1958年胡适写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年轻时觉得容忍是不愿意分清楚的和稀泥态度,但他后来发现如果追求自由就会有很多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容忍就是必要的态度。他提醒台湾、香港这些地方当有一定程度的公共社会,如果坚持自由主义者就要守住价值多元,如果守不住就会慢慢变质,敌我意识就会越来越强,政治性制度就会变成压迫性的制度。

中国正面临历史性机会

由于疫情期间,讲座也采取线上直播并开放观众线上提问。有观众提问,这次的疫情下会否导致人类为了追求归属感,民族国家崛起削弱国际间的合作?钱永祥先回应,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他提到,“爱国跟民族主义是认同归属的需求,自由主义认同人对安全感的归属感。因为这是构成我们人格必要的部分。”

钱永祥分析,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全球化会被扼制,国境边界的管制会更加强。民族国家对资源的掌控会更加强,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会加强。此外,钱永祥也提到,由于这次新冠肺炎几乎完全没有国际性的治理机构发挥他的功能, 新的国际秩序治理机构能否出现也是一个问题。

他分析,许多美国人会担心,中国会趁机要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中国当然有权力,只是它要扮演什么角色?“它要帮助这个社会互相关怀容忍、国际社会更加团结?还是它要产生新的秩序让它来支配?”钱永祥认为,中国面对历史性的机会去扮演一个世界上的角色,但中国人也要开始思考中国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它能提出什么理想?

此次新冠肺炎国际组织手足无措。(AP)

他提到,一个大国崛起不能只是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要提出普世价值。钱永祥举例,17世纪英国成为世界强权是因为提出民主法治普世价值,18世界法国跻身世界强权是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19世纪美国提出民治、民有、民享。“中国也要提出一套世界愿意认同的理想才会有正当性,大家才能对你心悦诚服。而它能不能够产生一套价值让它被向往和信任,这是对中国的考验,”钱永祥说。

此外,也有线上观众提问,所谓的防卫型民主会否伤害民主价值?不是为了排除异己,而恰恰是为了保护多元而去进行这些必要措施,对于这种观点他怎么看?

钱永祥回应,如果出现实际破坏自由的行为,可以用合法手段来抵压制,但这是极端状况,有些人宣传学说主张跟民主自由冲突当然应该容忍。他提到,台湾面对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一开始就会想采取极端手段。但他提到,台湾在1950、1960年代枪毙主张共产主义的人,那个时期被称为白色恐怖是需要用转型正义加以矫正的。

“但当时是真的有战争,还有八二三炮战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接受戒严体制,现在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需要去镇压支持共产主义或去这样去对待主张统一的人吗? ”钱永祥认为,台湾社会不论认同或喜欢与否都要容忍这样的存在,否则台湾40年的民主化是假的,民主路都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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