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诺蒋介石反攻大陆 “反共抗俄”下的台苏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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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抗俄”、“杀朱拔毛”曾经是冷战时期台湾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就连在1952年《国民学校课程标准》都特别强调“俄帝侵华史实”、“赤俄对我国的侵略”,并将苏联列为“我们的敌国”,国民党政府成功将对俄罗斯的敌视感形塑成为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然而,自苏共与中共全面决裂后,莫斯科竟曾私下接触蒋介石,企图助蒋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1951年,在台湾南投县立初级中学里,教室黑板上写着“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反共抗俄”。(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49年10月9日,时值“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最后一个双十国庆节前夕,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称:“中共匪党这次在北平揭幕的戏剧(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完全出于俄国侵略主义者的导演”,“ 北平伪政权系俄帝傀儡,其性质与伪满无异。俄帝制造伪政权,乃对中国的直接侵略,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所以“反共抗俄,实为我中华民国存亡、三民主义成败的决定关头”,而“反共抗俄”也就成了“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的基本国策。按理说,蒋既将失去大陆的责任归咎于苏联,为何又于1968年私下与苏联暗通款曲?原来这是与中苏关系决裂有关。

1960年,正值中国大陆进行“大跃进”、农业集体化政策,操之过急地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不仅超出了当时政府的实际能力,亦对粮食生产过度乐观估计,使得当大饥荒与大范围人口死亡发生时,中共批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债”,并将“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苏联,让中苏两国关系雪上加霜。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阻止该国的改革运动(布拉格之春),1969年3月,中苏在边境又爆发珍宝岛事件,这使中共意识到,由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允许出现与苏联模式相异的发展路径,便转向与美国积极改善关系,以防备苏联发动突然的武装干涉。同时,苏联开始寄望于台湾的蒋介石能反攻大陆、推翻毛泽东,以解中共拥有核武的芒刺在背。

不过,曾在苏联手上吃过大亏的蒋介石虽然看到“反攻大陆”的契机又一次来到,却相当谨慎地分析苏联接触自己之目的:“培植其新的中共,以重温其控制大陆之迷梦,而其最大关键仍在排美以独占我大陆也。”迨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更加积极联系台湾,蒋判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阻止自己反攻、甚至多方阻挠:“美国之无智与凶险,其与俄共相较实有过之,而其自私之作为,或更甚于俄共者也”;苏联虽然不怀好意,但仍应该加以利用:

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此一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决无光复大陆之望。此为国家存亡、民族盛衰之最大关键,不得不有此决定,但必须十分慎重出之。

蒋介石深知自己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署的一枚棋子,与“家犬”无异,长此以往,不仅反攻无望,更会永远受制于美方。于是蔣认真思考对苏政策的几个原则:一是希望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亦即中共问题为内政问题,不制造第二个中共来替代毛共,并且维持新疆与东北行政主权的完整;二是中国大陆为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边疆临省不扶植共党;三是恢复孙中山“联俄容共”时期的中苏合作精神;四是坚持主权、领土与行政不受侵犯;五是解决外蒙古的独立问题。有了以上但书,蒋介石终同意化名为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1928─1992年)的英国《伦敦晚报》驻莫斯科记者(实为苏联克格勃(KGB)海外工作人员),于1968年10月22日抵台访问。

路易斯在台期间,除了四处游览观光,并与魏景蒙(新闻局长)、陶声洋(经济部长)、叶翔之(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等台北党政高层人员接触,虽然未能见到蒋介石本人,但与国防部长蒋经国有了直接会面。蒋经国于10月29日与路易斯会晤,双方并达成几点共识:一是肯定台苏双方日后将保持接触;二是台苏彼此交换情报;三为迨毛垮台后,国民党可与苏联合作;四是此次台苏接触,事后会技巧性地告诉美国。

昔日在台东绿岛监狱墙上写着“台独即台毒、共产即共惨”的政治标语。(Facebook@蓝博洲)

后来魏景蒙在维也纳与路易斯密会时,双方商谈也有了进展,像是路易斯传达莫斯科的重要答复:“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份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其次是军火问题,希望台方“提出交货名单及地点”,显然是在军事合作上有实质进展。再者为同意台北派商务代表至莫斯科做生意,“以资联系”,代表苏联同意台湾在苏设有可供直接联系、指挥的常驻办事机构。最后是双方应立即开始“交换情报”。后来路易斯传达,苏方认为和毛泽东已无复合可能,且在毛之后中共不会有亲苏派,所以“毛帮非消灭不可”。

路易斯甚至建议魏景蒙,台北可提出希望苏联政治、军事支持的清单,包括国军发动反攻时,虽然苏联不会派遣军队与解放军直接作战,但台方可要求苏联先以导弹攻击中国大陆沿海的军事基地,或是要求苏军轰炸机空袭罗布泊,以及让国军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苏军空军基地等,双方接触已谈到相当具体的部份。

不过国际局势风云诡谲,至1971年美国展开“乒乓外交”、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1923年─迄今)密访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美方积极拉拢中国大陆共抗苏联的态势已定,中苏在东北边界、河流等问题上签订议定书,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已经和缓,故于1971年后台苏双方的联系趋于冷淡,蒋介石也认为“此为俄共对匪之让步”,再往后只剩下电话联系,无疾而终。蒋一度寄希望台苏合作以反攻大陆的美梦,从此划下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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