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台湾】这封“告状”电邮为何引发两岸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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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在疫情期间的争论又多了一则,就是台湾于2019年12月底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信件,究竟有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另外则是台湾此时重提通报的用意为何。

对此,2020年4月11日,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公开表示,台湾在2019年12月提出的通报邮件中,并未提及有“人传人”的风险一词。而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随即公布当时电邮记录,并且发表声明,其中第一点为“疾病管制署自网路上得知,在中国武汉市发生至少七例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中国惯称SARS为非典型肺炎,此为冠状病毒引起严重人传人的疾病”。而陈时中批评WHO是“内行人讲外行话”,引发热议。

其中的关键点是,台湾认为这封写给WHO的电邮中提到“武汉已有7个案例隔离治疗”,这种说法便是给世卫的示警。所以当WHO否认示警作用时,陈时中借此批评WHO是“内行人说外行话,隔离治疗不是警讯,那什么情况才是警讯”。不过,陈时中的说法显然有些“事后诸葛”的味道,如果当时台湾真的怀疑可能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同时具有人传人的可能性,为何不直接宣布,或者以此通报给世卫组织。最可能的情况是,台湾方面怀疑这次是SARS(大陆称非典)卷土重来,深怕因为地缘因素受到影响,因此格外留神。

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于北京时间2020年4月18日驳斥台湾的说法,认为台方所称的邮件,仅引述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内容,只能算是“转述”而并没有所谓的“示警作用”,而这样的邮件反而证实了武汉卫健委并没有存在“瞒报”的情况,并批评民进党的炒作是一个伪命题,目的就是做政治文章,欲“以疫谋独”。

如果仔细看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的公告,其中提到接受通报后回顾性调查并追踪了27例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而其中7例病例严重的情况,并称“目前为止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而台湾所谓写邮件“示警”WHO的原由其实是疾管署副署长罗一钧于12月31日清晨5时,在网络平台看到的武汉卫健委在12月30日的警示公文,因此才有后续的写信给中国大陆查证并且通报WHO,以及疾管署对疫情的“超前部署”。不过讽刺的是,这篇被台湾社会称为“护国神文”的网络文章,其中的警示信息却来自武汉市卫健委的公文。

台湾对于写信通报给WHO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按照流程回报,再者是台湾对于中共的“半信半疑”,以及最后对于“不明原因病毒肺炎”的谨慎态度。而其中的关键是,台湾方面认为该病毒有“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武汉市卫健委在12月31日的公告中提到“并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虽然大陆和WHO都表明并未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不过后续台湾方面可能还是不放心,因此在1月中旬派出专家到武汉了解疫情状况,而疾管署在专家回台后于1月16日召开说明会指出“研判武汉当地虽不排除有限人传人风险,然感染源尚未厘清,疾管署宣布自即日起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至第二级警示(ALERT)”。

而在大陆方面,对于“人传人”的警讯,一直要到武汉市卫健委于1月15日的通报中提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而最终到1月20日,才由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就疫情防控情况介绍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同时已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

这些问题的争议点在于,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过程”,台湾可能认为中共官方在2019年12月底之前便存在瞒报“人传人”的问题,而大陆官方则认为这是一个医学专业的探索和判定的问题,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和维稳需求,无法“妄下定论”。

不过真实的情况可能远比这样简化的两分法更为复杂,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由于1月11日湖北省进入“两会”的时间,恐有降低负面新闻报道的可能性,而实际的情况则是1月11日到1月16日,武汉市卫健委连续7天宣布未有新增病例,而在1月17日则“重启通报”,但也仅有4例新增病例。此外,自2019年12月疫情出现后,国家卫健委陆续派出三波专家到武汉考察也间接证明事情的复杂性。

换句话说,如果简单地将疫情的“认识过程”当作纯粹的医学专业问题,而将官方“瞒报”的情况当作政治问题,就忽略了其实它们是属于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与科技(STS)的整合性问题。在新冠病毒的例子里,现代社会除了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去认识和判定新的公卫危机之外,也需要有公权力去宣布才能唤起民众的注意,而这样的过程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需要医学和卫生相关部门以及官僚体系的配合才能达成。

不过目前两岸官方关系已达到新的冰点,而疫情也使得两岸民间的不谅解达到新的高点。其实大陆社会也要求相关部门厘清是否存在“瞒报”的情况,不过这样的批评声浪主要是希望大陆能朝向更加现代化的社会迈进,同时减少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和“欺上瞒下”的不良作风,但大陆同样有一种社会共识,即这种“纠偏”不能反过来成为国际社会谴责中国,甚至成为后续要求中国索赔的“把柄”。

因此在这种脉络下,台湾单方面的“指责”,不但不会被大陆社会视为“善意的改革提示”,而所谓“向世卫示警”的说法在此时更像是要求世卫评评理,借此责怪大陆官僚的“瞒报”使得疫情在国际社会中蔓延,以便在未来的舆论战取得高地,更可能让台湾的指责和国际反华势力连成一气,但这样的做法定将使得两岸关系更加恶化,也让两岸官方和民间因为疫情而陷入更加对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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