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 TW】全球文化逆反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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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存在就如声音般,遍布生活各大角落:阅读分秒乍现的外电消息、关注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情势、品尝星巴克的每日精选咖啡、享用麦当劳汉堡或肯德基炸鸡等。上述行为看似平凡,实则暗藏群众对于全球化的生产、经验与消费。

而倘若再对全球化的复杂音谱加以细分,则又能约略分解出政治的对话声、经济的金属音以及文化的空间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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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霸权 无所不在

这些年来,国际组织与跨国建置崛起,全球工厂也逐渐演变为全球市场与银行,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可谓占尽锋头;反观文化全球化虽比前两者更为细致深刻,却始终润物细无声,人们往往在耳闻“文化帝国主义”等批判时,才会惊觉其存在。上述情境,揭示了反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吊诡关系,即若无前者的嘶吼,后者的作用其实极难察觉。而在新冠疫情延烧的当下,新一波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反思也正悄然酝酿。

若经济与政治全球化的目的,在于打破国家疆界、建立自由竞争的全球市场与普世共享的自由民主制度,那么文化的全球化便意在建构趋同的价值、知识、思维与意识。这段过程中,西方现代性与消费主义堪称推波助澜的两大要角。

在如今的主流论述里,整个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大抵建立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于西方而言,“启蒙”(Enlightenment)不仅是欧洲至关重要的文化进程,更是由欧洲本土开枝散叶的思想结晶。在此脉络下,“启蒙”开始为西方的优越感与支配地位服务,西方也藉此论述规训东方世界,将阿拉伯人、穆斯林、印第安人、中国人等描绘为不断模仿西方的落后符码,正如其同样将过往欧洲描绘为黑暗时代一般。

启蒙为西方优越感与支配地位服务,西方也藉此论述规训东方世界,将阿拉伯人、穆斯林、印第安人、中国人等描绘为不断模仿西方的落后符码。(Reuters)

此般观念伴随西方的船坚炮利袭卷世界,“启蒙”二字也渐被冠以进步的皇冕,欧洲社会更因而水涨船高,化身进步社会与文明的范本。长此以往,现代成了西方资产,传统则沦为东方的文化赤字,世界也开始将西方现代性当作真理与知识典范来膜拜。故而所谓现代化,其本质就是西化;所谓文化全球化,则是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扩张,以及合理化西方支配与文化宰制的象征。

此外,消费主义的崛起也加深了全球文化趋同的力道。曾几何时,消费本是人类满足生活需求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逐渐丧失,在破碎化与被动化的劳动中,人人被迫以单调、乏味的痛苦劳役换取等价金钱回馈。但在日积月累的压迫与疲惫下,重夺自由的渴望如此强烈,消费于是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与现实不幸的最佳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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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藉“操之在己”感所获取的幸福,反将人类推入新的宰制中:大量消费引发大量生产,结果便是强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同时深化劳动的压迫与汲取力道,人类因而深陷消费的欲望漩涡,难以自拔,众多不必要的虚假需求也被拉到了真实需求的高度,人们开始追逐各种被营销的商品,明星代言也好、追赶流行也罢,为的都是商品背后那一抹幸福象征。

换句话说,在消费主义浪潮下,人们购买的已非商品本身,而是符号与商标。放眼世界,几乎所有社会空间都成了商标的延伸,城市、街景、音乐、艺术、电影、杂志、运动,甚至演艺人员,卖点无处不在。而这便是文化霸权的起点。在消费主义汹涌的当下,唯有坐拥大量资源、手握文化话语权者,才有能力建构跨越国族认同与文化壁垒的巨大商标,而这自然是跨国企业与西方世界的专利。

于是麦当劳、Nike、可口可乐、星巴克、Levi's牛仔裤、迪士尼动画、好莱坞电影等,便如传染性极强的病毒般,开始在世界的大街小巷里流窜,致使各地的食物风格、穿着品味、消费文化、艺术审美等尽遭感染,更有许多地方性文化与生活习惯被迫灭顶。全球化看似能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但屡屡上演的血腥现实却提醒人们:这并非一场人人自在的草地野餐,而是一段强凌弱、众暴寡的吞噬过程。

在消费主义汹涌的当下,唯有坐拥大量资源、手握文化话语权者,才有能力建构跨越国族认同与文化壁垒的巨大商标,好莱坞电影即为一例。(AP)

而面对全球同质化、整体化和标准化的文化霸权宰制,各地并非没有反抗声浪。例如在2007年,北京故宫就爆发了星巴克争议。

此次事件起于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主要抨击星巴克的北京故宫分店玷污周遭人文环境,同时糟蹋中国传统文化。此信一出,引发各界热烈回响,星巴克顿成众矢之的。为保住经营权,其只能陆续去掉各种商标符号,例如将著名的女海妖标志从店外拿下,却仍难平舆情,最后只好黯然退出经营7年的黄金店面。

星巴克入驻北京故宫曾引发争议。(Reuters)

相斥又相依:全球化vs.反全球化

无独有偶,为反制麦当劳与可口可乐带动的快餐文化,欧洲本土也萌发了慢食运动(Slow Food),提倡保护各地的传统与区域性美食,并鼓励各地植育符合自身生态环境的植物、种子与牲畜,同时建立各种机制来保护小农经济,避免其受跨国农产企业的剥削。其他诸如伊斯兰世界渐起的圣战组织,也可谓是反文化全球化的极端案例。

然而以上反抗即便力道再大,甚至暴力如恐怖攻击,都难以逆转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主因在于,文化全球化的基础除了西化外,还有消费主义,而反抗方所强调的地方文化主义,恰好能喂哺前者永无止境的市场欲求,不论是对在地文化风俗的捍卫、对宗教传统的坚持,甚至是对土产面包、橄榄油与啤酒的偏好,再怎么小众的商品,都能在全球市场中,成为受人追捧的符号与商标。

同理,反文化全球化阵营也需要全球化的信息与传播体系,才能向世界推展并阐述其怀乡反抗的理念,正如“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与壮大,也是依靠跨国招募系统,吸引许多欧洲穆斯林奔赴中东战场,才有如此规模。换句话说,与其将正反双方看成两股敌我分明的文化势力,不如视其为弗洛伊德式(Freudian)的矛盾情结的产物:虽不愿共存,却又对彼此不可或缺。

而此次新冠疫情虽引发全球化去留争议,但短期之内,应不至于大幅改写全球文化格局。一来消费主义的宰制只能削弱、难以逆转,更何况疫情一旦引发经济大萧条,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各地小农与小商家,跨国企业虽会挣扎,却也不至于溺毙。

“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反文化全球化的极端案例。(Reuters)

疫情撼动西方话语霸权?

二来西方的话语优势仍在。早在疫情之初,其便把疫情论述为中国专属的种族与制度疾病,尽展优越性;待到己身失控后,其首先指责中国放任疫情传播,又在发现自己急需呼吸器后,迅速把责任推给WHO,同时用领导人个人无能等因素,巧妙地为自己的现代化与民主制度辩护。

虽说此次西方也有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等学者出面指责新自由主义、西方的流动现代性导致疫情失控,但其终究是少数。疫情虽让世界反思西方的优越感,却仍无法终结其话语霸权。东方要能在全球文化格局中闯出一片天,恐还需些时日。

本文转自《多维 TW》054 期(2020 年05月刊)专题栏目《疫情之下 全球文化的逆反能走多远》。请留意 057期《多维 CN》、054 期《多维 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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