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全球化的两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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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的批判,特别是反全球化论者批判力道最强。反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效果,全球化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拉大贫富差距,更使基层工作机会流失,困苦的基层人民更加困苦。

全球化的两面性带给全球一定程度的益处,同时附随着负面效果,在这一正一反之间,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亦有人就此沦为全球化的输家。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近乎瘫痪全球经济,当经济的寒冬到来,那些无力抵抗全球化浪潮、随浪潮逐流之人,身子似乎更显单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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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出被忽略的问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两种学理论各自成理却互相冲突的主张。全球化论者聚焦于全球化的正面效益,反全球化论者则将全球化意涵,赋予“殖民地化”、加大贫富差距、形成全球等级的分配不均等负面标签,检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结果。过去反全球化者将焦点放在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财富分配不均,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抑或是指涉全球分工其实是奴隶制,再由此延伸出反对跨国企业、反外国投资等,反对论者的着重层面皆在经济层面上。

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世界对于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果另一幅新的视野,那便是疫情“本身”。在疫情发生前,全球化论者或反全球化论者恐未曾想过,传染病的传染力亦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助力,这次欧美疫情于3月份全面失控,几乎瘫痪全欧洲及美国,欧盟申根区全面封锁,欧洲和美国因疫情打击缘故,遂有失业潮的出现。最重要的是,来得又快又猛又急的新冠肺炎将全球化系统的脆弱彻底暴露出来,各国人民歇斯底里的抢夺物资,政府亦有抢夺他国物资的情况发生,如美国直接“截获”法国向中国订购的口罩等,各国的生产互赖平时方便,紧急时反而成为国安等级的压力。

当地时间2016年1月4日,德国柏林,反全球化组织ATTAC的成员组织游行,抗议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抗议者与一充气“怪兽”搏斗以表不满。(AFP)

欧美的疫情扩散,印证传染病的传染力在全球化下获得加乘,由境外移入开始的本土感染大规模上升,进而导致欧美的瘫痪,失业人口、申请初领失业救济金的无业者数量不停攀升,欧美经济何时回稳仍属未知。反全球化者于此同时彷佛得到加持,高举“反全球,救全球”的名义大纛,进逼各国要求将全球化断链、全球经济脱钩,以便“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借机提出把全世界各国及地区,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相互依赖及整合彻底“回退”之要求。

反全球化者认为,透过各种建立阻止人流、金流、货物流或建立贸易壁垒的手段,便能使全球化进程倒退,至于倒退到甚么程度,反全球化者自身恐也未曾思考过。那么,不禁要问,反全球化在当代全球经济暨贸易活动、文化及各种层面交流如此频繁的前提下,真有可能吗?

2020年4月19日,在丹佛,抗议者们站在州议会大厦的西侧台阶上,挥舞着标语和旗帜,抗议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Jared Polis)发布的旨在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宅在家”命令。 (AP)

经济数据告诉反全球化者:很难

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经济动力,近似西方所称的“资本扩张”,进而让世界各国的生产互赖,全球分工体系已经近乎“牢不可破”,纵使调整产线,亦可能只是比例问题,而非全数产线尽数移回母国,或者是各项产品全由自身生产,产经角度言之:几乎不可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不停喊出,希望美国制造业“回流”,更希望美国企业调整产线,表面目的看似意在透过制造业回流,增加美国当地就业机会,并希望同中国“断链”,实则另有思考目的。特朗普作为2016年后反全球化最大力的领袖之一,他的真正目的恐还是在“短暂的逆全球化”后的全球化进程持续展开,得以“美国至上”的美国霸权地位。

然而,不论反全球化论者如何提及全球化的负面效果,经济数据在在显示,全球的经济活动已让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大幅下降。举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1991年后开始大幅攀升,2005年的投资金额是2004年的近乎两倍,2008年的投资金额则为1990年至今的最高金额,事实上2008年金额最高的原因也很简单──2008年发生金融海啸,美国资金因此大举“出逃”到中国市场,截至2019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累计已达2,763.8亿美元。易言之,中国市场实际上已是美国企业生存或成长的主要市场之一,同时牵动全球经济命脉,美国资金若贸然撤出中国市场,对全球影响将远超过本次新冠肺炎疫情。

即便特朗普霸气喊出“断链中国”,带有反全球化的味道,就现实层面考虑,现今全球的频繁经济活动以及一个被全球依赖的巨型市场,便是逆全球化的有利止水阀。

特朗普霸气喊出“断链中国”,现实来讲美国已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欲断链中国恐难。 (AP)

疫情过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举凡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项层面,皆有正负面之影响。可预期的是,本次疫情让政府和企业渐渐发现,太过依赖全球化的下场就是命悬人手,平时制造商基于成本和营利考虑、国家战略储备基于预算与法定限制,不太会有“冗余”(redundancy)的库存,因为全球化的传统认知告诉大家,只需要依靠及时的供应链,就能解决库存不足的问题,某些部分可能会有少数存货以应对紧急情势──但是,光是口罩存量不足就已告诉世人:“我们错了。”

疫情过后,各国调整产经及产能策略是可被预见的事情,届时将有可能是世界产业链的大幅调整,于此之间我们会需要甚么样的全球化?某种程度而言,疫情过后的调整或许是重新审视全球分工体系的问题契机,从中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果,如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跨国生产的剥削问题等负面效果,以避可能的全球化逆流。

本文转自《多维 TW》054期(2020 年05月刊)专题《爱.憎.全球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请留意 057期《多维 CN》、054 期《多维 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您亦可按此【下载】多维月刊 iPad 版,阅读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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