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中国难题】九二共识并非“冻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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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识到底该不该留?这个议题近期成为国民党内两岸论述重整、甚至是全党改革的重中之重。自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为始,至2020年国民党再度败选为止,一共有15年时间,国民党的两岸交流都以“九二共识”为基调,然而十余年来的物换星移,也让国民党的主张面临很大挑战。【延伸阅读:国民党新两岸观:宽以待己 严以律“共”

九二共识的“权力”基础

首先,国民党的挑战在于九二共识并非如哲学那般可以超时空的存在,九二共识反而是有其特定时空脉络,且必须放在权力对比层面来思考。一般来说,人口、经济、军事对比,是国际关系基本概念“权力”与“结构”最重要的几个变量,在这些变量上,1992年的两岸情势与2020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1992年时,台湾的GDP为2,187.12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则为4,931.4亿美元,台湾经济体量尚是大陆的44.4%、将近二分之一,勉强尚可称为“权力平衡”。到了2019年,台湾GDP虽成长为6,112.55亿美元,大陆却猛爆至14兆3,634.84美元,相较之下台湾经济体量萎缩为大陆的4.26%,占比从二分之一压缩到二十三分之一,背后的不对称现象加剧十分明显。

1994年春节李登辉(左)凭借台湾经济实力,以度假外交形式到访早已断交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泰国会见各国元首,可谓是当时台湾整体实力的展现;如今对台湾总统而言,这种行程几乎是不可想象。(AFP)

如果纳入美国一同比较则更为清晰,1992年美国的GDP为6.5203兆美元、2019年时成长为21.73兆美元,1992年台湾与大陆分别只是美国的3.35%、7.56%而已;2019年则是2.81%、66.1%。相比之下,台湾不论对大陆还是美国,份额都在萎缩;相对地,大陆则是急速接近美国,名目上已有三分之二的实力,导致国际关系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巧妙地把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力移转”(power transition)概念以希腊历史经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呈现,深受政学界关注。至于台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已更加边缘,也就不用再赘述两岸在人口或军事上的对比差异了。

一中各表空间的凋谢、敞开、与再凋谢

如果世界上只允许有一个中国,那么这个“中国”的诠释权,肯定是依循宣称“自己是一中”的几位声索者之间在国际体系里面的权力对比而决定,这对于国民党乃至于台湾来说颇处劣势,因为就上述发展言之,早期盛开的一中花圃,难免会在大陆强盛与崛起下,逐渐枯萎。

2015年在新加坡成功举办习马会,可说是国民党九二共识的至高成就。(Getty)

国民党一中各表空间的枯萎有两层意涵,除了前面提到的客观外在形势变化外,国民党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变迁也不可忽略。

1990年代,执政的国民党在李登辉领导下接续提出“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1993年)、“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一个中国是未来,只有国家统一后,才有一个中国”(1994年);“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目前看不到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在哪里?”(1995年);“一个分治的中国”(1997年);“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1999年)。李登辉所主导的相关论述大有摆脱一中的政治意味,甚至,李登辉还进一步提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使得国民党更加进退失据,1990年代可谓是台湾“政治一中”的凋谢期。

2000年政党轮替后,面对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陈水扁仅称作“九二精神”),以及中共不承认一中各表,国民党在一中各表上曾经历了几年的低谷。例如2003年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即曾提到,九二共识因为“北京方面一直强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绝口不提各自表述四个字”,给了陈水扁“谁要谈九二共识,谁就是卖台”的机会。

直到2005年连战在北京与中共和解,国民党才确立九二共识为国共对话基础,而2008年3月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跟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通话时提到“九二共识指双方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彼此定义不同”,更给了马英九在往后几年继续高举“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契机,马英九对九二共识的主观意志在2008年至2016年得到极大的发挥,甚至达成2015年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首度会面,但随后民进党再度执政,国民党在两岸事务再度退居二线。

零落的国民党、衰老的政治“冻龄美女”

虽然,事物的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移转,但当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都移转时,国民党一中各表的困难也就更大。经过李登辉的洗礼,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洪秀柱以外)几乎没有再回到两蒋时期的那种政治一中论述上,就连马英九执政时期都未恢复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国民党人强调的“中国”逐渐褪去政治色彩,而更着墨于文化、民族、血缘上的中国(例如2019年朱立伦提出“三个中华”),同时在民进党的逼问下,也响应以“台湾是我们的家园”,整体仍旧是进退维谷。

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左)在2019年3月声势最旺时到大陆拜访国台办主任刘结一(右),当时韩国瑜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也跟民进党官员有诸多龃龉。(中央社)

2016年迄今才不过四年时间,九二共识与国民党却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台湾政坛的弱势。从前台湾政治学界认为的蓝绿政治版图“55:45”已是过眼烟云,国民党更深陷党产、罢韩、诸侯不听号令等泥泞中,欲振乏力。

对于正在谋求改革的国民党而言,首要之务聚焦于论述与理想这点几乎没有疑问,但是国民党败选迄今,内部改革声音相当纷杂,新任党主席江启臣也尚未清晰论述其在两岸关系的立场,原定5月22日发表的国民党改革委员会书面建议已确定延后,目前该党对于如何调整两岸论述,显然还未落槌。【延伸阅读:在找到中心思想之前 国民党青壮派要“检讨”什么

不管国民党内讨论的焦点为何,至少应该了解到,九二共识并不是如影星周慧敏、王祖贤这些“冻龄美女”般,而应破除每喊一次九二共识就能够把时光倒流至1992年的幻想,毕竟30年来两岸局势变迁已是极大,更别说台湾内部主流声浪的改变。但回过头来说,国民党的基本立场若仍是两岸和平、仍要与民进党有所区隔,那么也势必要在不失九二共识精髓的前提下进行调整,而这,就是国民党面对的中国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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