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给了最后一击 曾参与国共谈判的老牌政党正式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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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内政部自2020年4月27日起,依据2017年制订的《政党法》废止171个政党与42个政治团体。而被废止的名单中,竟赫然出现中国民主社会党此一政党。在国共内战濒临爆发之际,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前身中国国家社会党曾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尔后又陆续参与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制宪国民大会,可说是曾亲历中国近代政治暴风眼的老牌政党之一,而今却在民进党政府法律的最后一击下正式在台湾消亡,委实教人唏嘘。

台湾立法院于2017年制定《政党法》,规定不合该法的政党须废止。(洪嘉徽/多维新闻)

中国民主社会党乃1946年由张君劢(1887─1969年)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来,但在合并之前,张君劢即已活跃于政坛多时。与梁启超交好、又曾留学欧洲的张君劢,醉心威玛德国的宪政体制,又心仪英国、德国的温和社会主义。张曾自述道:“自我求学独书之日,受西欧国家民主与宪法思想之影响特深,初未尝因苏俄共产主义之获胜而稍变”。这种剖白,实是民社党的核心理念,但也因此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

当国民党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邀请中共、中国民主同盟等在野党于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张君劢做为民盟代表与孙科、邵力子、周恩来、吴玉章等人共商宪法草案。在各方折冲下,张君劢拒绝依照形同让国民党永久执政的“五五宪草”制宪,一时获得周恩来等人的好评。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反弹,“政协宪草”终究被无视,国民党又拒绝共组联合政府,执意片面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这再度挫败了和平的希望。

1919年,张君劢(前排右二)随同梁启超(前排右三)前往巴黎和会考察欧洲政治。(人民网)

尽管如此,张君劢仍坚持领导民社党参加制宪国民大会,为此不惜退出中国民主同盟,而反对张君劢此举的其他党内菁英张东荪、孙宝毅等人也愤而出走,另组“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派”相抗衡。民盟对此局势点评得颇到位:“在此兵祸连结之情形下,犹谓国共双方能平心静气共聚一堂,以讨论国家基本大法,宁非幻想……一党专政之局不改,全国统一之局不成,则宪法之尊严何在,宪法之效能何在?”可惜的是,张君劢过度追求形式上的理想,结果便如季羡林所说“做配角来演一出喜剧” 、“正如了国民党的意”。

没想到张君劢仍替自己的行径辩护,并同时指责国共双方的暴力:“两方拿武力为政争工具,长此以往,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自由,可以说没有丝毫保障了……所以我们要民主自由,一定以停止内战为前提”。但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俱是手握重兵的强势党派,岂可能放下枪杆子彼此妥协?若能妥协的话又怎会掀起内战?何况这种忽略各方势力利益、一味讲求和平的主张,与现实脱节过剧,注定止不住任何兵戈。

再加上民社党的温和社会主义不涉及彻底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阶级,张君劢只企求“力追俄国之建设,而免其破坏”,又反对劳工以罢工等方式争取权利,声称这会导致劳资双方咸受伤害,根本不如共产党的目标与手段彻底。而长期以来,张君劢与张东荪(1886-1973年)等人又习惯以办报讲学的方式宣传理念,没能深入基层人民,故民社党标榜的“第三条路”既得不到国共双方的认可,更获取不了广大百姓的赞同。

雪上加霜的是,张君劢不顾反对执意参加制宪国大,接着在1947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时,没任何党员当选的民社党竟在蒋介石的怀柔下,硬是与中国青年党瓜分了427名国民党籍国大代表的席位。这种分赃政治又给民社党抹上恶劣的形象,也导致中共新华社于1947年公布“国人皆曰可杀”的头等战犯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张君劢给列进第四十三位。

国民党执意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共与民盟俱予以抵制,唯有民社党与青年党参与。(腾讯网)

由于中共的追缉,民社党与青年党跟随在内战失败的国民党逃往台湾,张君劢本人则先后奔赴印度、美国、香港等地,并于美国中情局(CIA)的资助下,联合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许崇智、顾孟余、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等人,于1952年组织旨在反共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战盟),由张君劢担任驻美代表。然而这毕竟是个遵从美国冷战利益的附庸团体,不仅无法联系群众,更相继遭到国共双方的渗透夹杀,顾孟余为此不得不建议张发奎停止活动:“只宜由少数稳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联系,而不可为形式上之组织;只宜作事实与理论上之研究,而不可为公开之号召”,但不能活动的组织根本起不了作用。最后就在美国决意放弃第三势力、全心支持蒋介石政权、以及战盟的频频内哄下,战盟于1955年解体。

至于待在台湾的民社党,则与青年党一道沦为国民党妆点党国威权统治的政治花瓶,既不能大肆发展党务,活动经费也得仰赖国民党供给,反而成为其他有心对抗国民党的菁英的跳板。比如雷震欲成立“中国民主党”时,便是纠合部分国民党、青年党与民社党员组成骨干,并于1960年在民社党总部宣布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接着再以此为基础宣告筹组新党。这种情形,反而凸显了民社党作为在野党的有名无实,根本无从监督执政的国民党。

此外,蒋介石还多方刺探民社党运作情形与分化其党员,以免其茁壮到足以挑战国民党。如1950年台湾县市选举时,民社党籍候选人杨仲鲸当选为花莲县长,立刻引起蒋介石警觉,还责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道:“党政负责人员对于此等重要问题毫不觉其重要,亦并不准备,大陆失败之教训仍不以为意也,可叹”,要求渠往后应尽速决定各县市长候选人,不使地方职位落入第三势力手中。显然,蒋介石认定唯有国民党掌权才是拯救“自由中国”的真谛。在此严密的压制下,民社党自然更无可能有半点拓展的余地。

所以综观民社党的发展历程,其崇尚自由却罔顾现实的政治理念、组织不密又屡次分裂、再加上未能掌握底层民心,种种缺陷注定其仅能是少数自由派的乌合之众,无法对近代中国的转变发挥关键影响。但矛盾的是,国民党为维持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又让民社党以在野党的身分多苟延残喘了数十年,一旦解除戒严,民社党的结构痼疾立刻发作,无可避免地渐渐步入衰亡。而今民进党政府以《政党法》等手段扼杀小党,剥夺遭解散者的剩余党产,正式向民社党宣判死刑,令这个曾见证国共内战的老牌政党沦为台湾政治恶斗中的微小脚注,如此下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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