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中的法律人“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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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对“精障者杀人”的各个面向皆有深入探讨,带领台湾社会反思。(《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2019年播出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在两岸三地、亚洲各国引起不少讨论,剧中聚焦于探讨刑事犯罪中,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潜在)加害人、加害人家属、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及整个社会要求“正义”及主张“精神障碍者是病人,不是犯人”等“进步价值”的拉扯,剧情呈现多方视角,严谨且精致,播出后好评不断,还引发台湾社会反思。

因为这出剧拍摄时获得号台湾文化局《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预算补助,蔡英文在此剧热播且各方好评不断时,也“蹭一波”,在她的“脸书”(facebook)粉丝页上将这个“背景资料”公告周知,列为蔡政府的“政绩”之一。

近日,台湾再次掀起“精神疾病患者杀人无罪”(思觉失调症,俗称“精神分裂症”)讨论,起因为当地时间3月中旬在新北市新店区发生的一起“随机杀人案”,犯案者宣称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症”,曾有就诊纪录但未按时服药,才导致与妻子争吵后无法控制情绪杀人;4月15日,台湾各界关注,小女孩被当街断头的“小灯泡案”,王姓嫌犯被判决无期徒刑三审定案,也是因为“思觉失调”逃过一死;2019年8月发生郑姓男子于火车上持刀攻击执行公务的李姓铁路警察,警察送医后不治殉职,嘉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4月30日一审宣判,以郑姓嫌犯罹“思觉失调”判决“无罪”,但应入医疗处所强制治疗5年,更将这波讨论带往最高点。

相关案件的“犯案动机”超脱常人理解,但辩方以“思觉失调”为抗辩策略或在判决中得利是不争的事实。一时之间,“思觉失调”患者成为“过街老鼠”,“小区不定时炸弹”、“精障者杀人无罪”成为社群讨论焦点,“杀人者死”的“正义”再次弥漫网络空间,《我们与恶的距离》带起台湾社会群体反思,彷佛船过水无痕。

由于“精神鉴定”涉及专业,且容易流于“公、婆更自说理”立场,本文不拟卷入其中。不过,包括蔡英文本人、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内政部长徐国勇及法务部长蔡清祥等“法律人”,在“小灯泡案”“杀警案”宣判后,网络充斥“正义”之声时,忍不住发声成为“正义的伙伴”,个中缘由,颇值得加以探讨一番。

蔡英文曾高举“司法改革”旗号,却很快的将之束之高阁。(台湾总统府提供)

蔡英文在“杀警案”判决无罪后表示“支持检方上诉决定”,苏贞昌表示失望、错愕,还对法官下“指导棋”,表示“对于犯罪量刑应该要思考”;蔡清祥则说杀警行为天地不容,“不会让以精神障碍为借口、理由的犯罪者,逃避刑事责任”。

不过,“小灯泡案”嫌犯被判无期徒刑定案时,蔡清祥当时“温和”的表示“个案上尊重检察官与法官的认定”,法务部会检讨现行法规是否足够;苏贞昌则在全案判刑定案前,早在2019年10月底就点名犯案者“天理不容”,死刑判决定案就应该执行。蔡英文被人熟知的则是她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在2016年上任前给“小灯泡”“不会让妳白白牺牲,这个社会破了很多洞,我会尽全力把他们都补好”的承诺。

从“小灯泡”案定案到“杀警案”一审判决出炉,不过半个月时间,不变的是一向好发议论,下指导棋的苏贞昌,但蔡清祥、蔡英文都变了,尤以蔡清祥变化最大,不但先前有种种“专业”理由难以推动的“司法精神病院”,在网络“正义”之前,立马变成可以配合推动的政务,在他口中原本需要“检讨”的“精障者犯罪”相闗法令,在“主流民意”之前,反而变成“不会让精神障碍成为借口以逃避刑事责任”的“执行者”。

持平而论,包括《精神卫生法》、《身心障碍者保护法》、《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等致力消除台湾社会对精障者、身心障碍者及有毒瘾者“去歧视化”,“是病人不是犯人”的法令修正,民进党多扮演“主要推动者”角色,不能不说,相关修法对促进“和谐社会”大有帮助,民进党政治人物也因此一向自栩是“进步价值”的同路人,并从中获得不少光环与肯定,还有最重要的选票。

不过,何以“思觉失调”在彼时“是病人不是犯人”,此时却变成“逃避刑事责任的借口”?还是得从蔡英文给“小灯泡”的“承诺”来看。

蔡英文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打着“改革”旗号当选,“司法改革”更是民心所向的重中之重,细数她的“政绩”,吃力不讨好的“司法改革”不但早早就束之高阁,寥寥可数的几场“司法改革国是会议”,也被活生生演成“威权复辟”。

探讨台湾这波“妖魔化” 精障者、法官及精神鉴定人声音因何而起?说到底,的确就是蔡英文没有用心将台湾“社会的洞补起来”, 包括架设社会安全网承接精障者,让医疗体系及社福机构成为精者家属的助力及分身,完善司法精神病院及相关法令,避免让真正的精障者被视为犯人,真正的犯人有“漏洞”可钻。

或有人会说本文的“陈义过高”,“说比做容易”。不过,别忘了,蔡英文2016年上台至今,民进党一直是“完全执政”,除了无法独力修宪,包括有违宪之虞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安五法”、“工厂管理辅导法”、“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案”等争议法案,无不是由民进党一党完成,因此,蔡英文无法完成对“小灯泡”的承诺,“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在蔡英文表态支持检方上诉,蔡清祥又发表对“精障者犯罪”的“歧视性”言论,无非是要为过往4年的“无作为”卸责。若蔡英文将《我们与恶的距离》带起台湾社会种种反思当成“政绩”,彼一时,此一时,蔡英文政府中的“法律人”为何角色反转如此之大,恐怕更值得台湾人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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