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淡忘的枕头山战役 台湾泰雅族英勇重创日本殖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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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族曾在日据时代前仆后继地抗击殖民者的侵略铁蹄,其中尤以1930年的“雾社事件”最让人耳熟能详。但除此之外,1907年5月5日爆发的“枕头山战役”,亦曾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骁勇善战的泰雅族令想夺取山林资源的日本侵略者吃足苦头,死伤超过二百人,最后调派多批援兵才暂时压制泰雅族的反击。但遗憾的是,该场反殖民战役却被正大力提倡“转型正义”的台湾视而不见,不利理解台湾抗日与日本殖民剥削的历史全貌。

日本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十分惨烈,图为1910年日军于宜兰梵梵山炮击泰雅族部落。(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日据时代,台湾少数民族往往承受远较汉人严重的歧视与屠戮,因为其栖居的区域拥有大量殖民者垂涎的资源,其文化又不被承认与尊重。对此,日本殖民官员持地六三郎(1867─1923年)曾出言直接抹杀原住民族的人格与生存权:“只见蕃地不见蕃人”,并赤裸裸地表达:“蕃地占本岛面积之百分之五十六,为林产、矿产乃至农产等利源之宝库,不幸地此宝库因为猛恶蕃人的缘故而被封锁,以致无法开发此利源。蕃地乃利源之宝库,而蕃害乃生民疾苦之所在,因此,不除此民患开发此宝库的话,则本岛之经营不能说是完成了”。故在日本的眼里,消灭“蕃害”既能榨取资本扩张时所要赚取的利益,又能彰显“文明教化”,凸显殖民台湾的成功。

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以血腥的“理蕃”手段为人所知。(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因此日本总督府一方面公告无主地公有的政策,剥夺原住民族的祖传狩猎与耕种领域,一方面派出军警恐吓其赶紧归顺,并以没收武器、限制民生物资交易、鸣炮射击等手段威逼之。而当日本于1906年刻意授命毫无民政历练、却曾于1874年发动“牡丹社事件”入侵排湾族部落的日本军人佐久间左马太(1844─1915年)出任台湾总督,更象征要借重其“生蕃克星”的经验严厉镇压原住民族。而佐久间左马太亦不负东京朝廷的期望,上任后即着手制定“五年理蕃计划”,推动号称要让少数民族“甘心承诺”迁居隘勇线内、让出传统领地的“甘诺政策”。而枕头山战役的爆发,便是被这种看似仁慈、实则暴虐的“甘诺政策”给逼出来。

早在1900年时,台湾总督府为了夺取山林内的樟脑资源,便不断征伐与封锁原住民族,尤以台湾北部区域的部落损失最重。1907年3月,台湾总督官房秘书课长大津麟平(1865─1939年)在巡视各地隘勇线后,还欣喜地报告泰雅族已在围堵下陷入食盐、刀具、铁器等物资不足的窘境,促使佐久间左马太更进一步侵略泰雅族领地。1907年5月,日本总督府派出深坑厅前进队7百人与桃园前进队1千人,打算往插天山推进隘勇线,结果遭忍无可忍的泰雅族伏击,就此爆发“枕头山战役”。

剽悍的泰雅族,曾多次让日本殖民者吃足苦头。(Facebook@台湾国定古迹编纂研究小组)

由于泰雅族孰悉地形、枪法又精准,因此尽管日本军警挟有科技与资源优势,但一时之间仍无如之何,根本前进不了半步。双方激战40多天后,日军才勉强前行一百多米占领一小丘,又经过数次交锋后才攻下枕头山。然而,距离目的地插天山仍有近30公里远,日军却已死伤不少人,故不得不自台中与南投增派千名援军。且为了减少损伤,日军还不断派人绥抚泰雅族。根据桃园溪口部落泰雅族耆老邱义正于2014年的口述,渠称当时日本承诺道“我们不要再打了,我们和解以后,山林的所有资源,全部都交由你们管理”。但之后的事态演变,证明这仅是日本的谎言。

由于枕头山陷落,加上日本军队源源不绝,粮弹不继的泰雅族不得不罢兵谈和,被迫迁居到隘勇线内。而日本总督府亦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光是攻占枕头山就耗费不少人命,且根据统计,自5月5日至6月28日间就消耗山炮炮弹、子弹、机关炮弹、手榴弹等各式弹药70余万发,因此总督府也急于结束战事。接着,日本一面强迫投降的泰雅人迁居与改习农耕,一面设置“蕃童教育所”向泰雅族幼童施行殖民教育,以求彻底将这群“蕃人”改造成濡染大日本帝国文明的顺民。

日本于台湾少数民族部落间广设蕃童教育所,借以施行军国主义教育培养顺民,图为宜兰蕃童教育所一景,中间站立者即身兼教职的日本警察。(台湾记忆)

同时,日本也没忘记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桃园前进队于8月19日完成隘勇线的扩张,期间共修筑隘寮234座、分遣所28所,开路约31.4公里,这给日本会社侵入炼制樟脑与伐木提供极大便利。且日本总督府的掠夺脚步未因此止歇,自1910年起又推动“后期五年理蕃计划”,东京政府拨给约1,540万日圆(约合当时770万美元)的巨资供总督府花用,殖民当局还特设“蕃务本署”,就是为了以军事手段彻底扫荡不肯屈服的原住民族,结果又引起台北、桃园、宜兰、新竹等地少数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这,便是日本总督府所谓“理蕃”成功的残暴真相。

至于归顺的少数民族,表面上看似受到日本殖民者的“保护”,还习得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但实际上不仅无法自由出入原本居住的山林,还得提供劳力听任会社调遣,连文化认同也因殖民教育的摧残面临丧失危机。开发山林所得的利润,也全进了日本殖民者的口袋。而1930年“雾社事件”后日本总督府公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纲”,规定不能过度役使少数民族与公正支付工资,更可从反面揭露后者承受的经济压榨有多么沉重。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经常唆使敌对部落相互残杀,造成原住民族人口锐减与内部分裂。所以,台湾原住民族在向日本总督府投降后换来的“文明”生活,其实是殖民者的政治、军事、文化与经济的多重剥削,根本不是总督府口中冠冕堂皇的“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使其享有一视同仁之待遇”之使命。而更悲哀的是,当前台湾社会虽然打着“转型正义”旗号,却在一味亲日与“去中国化”的路线下,刻意淡化台湾的抗日事迹与美化日本殖民的“文明”与“贡献”,甚至颂扬二战时“日台战士皆为同袍”、“日台一体”等言论,不啻是对话语权原本就较弱势的少数民族二度伤害。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质问:自诩“民主灯塔”与“人权立国”的台湾政府,日本殖民受害者的权益与公道究竟何在?原住民族的牺牲血泪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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