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复归】亟需经济民主愿景指引出路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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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马云在中国大陆B站(Bilibili视频网站)发表的演讲《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被数以千计的评论攻击爆棚后,再看看当今的全球社会,令人不禁想问,究竟谁又能肯定自由主义才是人类的唯一解药?

马云的言论,多少带着资本主义精英对现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认知。更值得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让此前不久还受到年轻人吹捧的成功企业家遭重摔在地,成为新世代眼中不屑一顾的贪婪资本家?究竟全球有哪些变化隐藏着马克思幽灵或左翼的重现?自诩为马列继承者的中国大陆面临那些问题?其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隔海的台湾社会来看,又该如何解读左翼回归的论述?以上的问题,多维新闻将以“马克思复归”为主题,通过系列稿件加以探讨。

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大陆一部旨在年轻人致敬的“后浪”影片,内容虽欲翻转“一代不如一代”的社会主流叙事,但并未让年轻人埋单,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影片中所赞扬和述说的后浪故事,并非他们的生活写照。因为相较于后浪中所聚焦的能拥有人生选择权,率性而活、恣意挥洒青春的奔涌后浪,绝大多数年轻人普遍是在雇佣劳动的桎梏下过著“996”的生活,为柴米油盐和住房问题而苦恼、奔波。

此外,从日前马云在B站“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的演说,遭数以千计后浪青年借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思想和话语解构并抨击。这些青年开始质疑社会成功人士的权威与自由主义的话语,左翼思想的复归现象,无不反映人们对经济市场化负面影响的不满,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的反思。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中)相当自豪于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经验。他比喻自己像是遍地都是的“地瓜”,没有含着金汤匙,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是靠着努力打拼才有今日的鸿海帝国。(中央社)

台湾前浪“爱拼才会赢”的神话

在海峡对岸的台湾,随着分配不均带来的阶级分化,在年轻人的世界观中,也发生类似的转折,某些在社会具有霸权地位,被高度吹捧、旨在维系资本宰制关系的若干神话、价值,对当前的年轻人而言,已不再那么有道理,且备受挑战和质疑。

一个社会总是会创造一些反映自身价值观的神话。台湾在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就是“黑手变头家”的故事:一个没有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制造业工人,在努力打拼下,翻身为小老板,甚至在往后的日子晋升跨国大企业家,这是1960年至1980年代台湾“经济奇蹟”的某种例证,也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有机会被实现的某种“台湾梦”。对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而言,这就是他们活生生的生命经验。

尽管“肯吃苦就会成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在台湾占据相当程度的主流地位。不过,当社会客观情境改变时,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将产生变化。因为现实冷酷地指出,在资本集中的规律和趋势,以及社会时空、产业结构的物换星移,现今劳动者要成为中小企业主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台湾也几乎难再现“第二个郭台铭”。

根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现存台湾企业的平均资本额已突破新台币3,400万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而此数额相较于1990年代的400万元,增加超过八倍之多,显示要能创业,且成功存活下来的门槛已越来越高。也因此除非有个富爸爸,否则年轻人要靠经年累月打拼的积蓄创业、晋升“上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回顾台湾阶级分化、分配不均的趋势,约莫是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与台湾内部政治民主化进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同步。曾经在分配面上“公平成长”的发展模式宣告终结,如今是“经济成长,多数人民无感”。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随着政治威权的退位下,在政治民主的形式下,社会和经济的规则,却是为资本利益所主导,使得资本霸权,成为实质统治台湾的“新皇帝”,也使经济发展纯粹是为盘踞利益结构顶层的政商集团所服务。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也是为何台湾越来越多在19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不再信服于社会菁英的人生指导和教诲,而“白手起家”、“爱拼就会赢”的某种前浪经验,听在他们耳里,就只是离地的神话,甚至是让人反感的“干话”。而身陷低薪困境的他们对于“阶级”的认同和权利意识,也普遍要比其父母辈强烈和敏感。

2014年台湾“太阳花”的怒放,背后隐含青年世代对台湾经济分配不均的不满。(Getty)

心中有火却无出路的台湾后浪

在台湾青年的若干对自我和外界的语言表述中,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阶级性”。例如,他们开始形容不涨工资,却要劳工卖命工作的资本家称为“惯老板”;把高房价低工资的生活环境称为“鬼岛”;自嘲为“鲁蛇”(Loser),将通常有个富爸爸的社会菁英称为“人生胜利组”等等。

2014年的太阳花事件,以及2016年至2017年期间一连串反对砍假和《劳动基准法》修恶,指向资本家利润要素,触及劳资权力关系的工作日抗争,可谓是当前青年世代对于社会经济规则不满的具体展现。

尽管如此,当前对时局不满,日益有阶级认同感的台湾青年,实际上却仍未能透过自身的困境,看穿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洞察生活贫困化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以太阳花事件来说,青年对于代议民主的失望和政商集团的愤怒情绪,在台湾长年“反共亲美”的社会意识下,被导向“反中”、“仇共”,误以为“两岸经贸往来越密切,社会贫富差距越悬殊”,将社会不公平的来源指向“中国因素”,却未仔细思考两岸和解及经贸整合才是壮大台湾实力的契机,也未能对长期被资本霸权所主导的内政与分配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太阳花的怒放,虽然撼动政治板块,也让极少数年轻人积累了政治资本,步上政治的坦途以外,实际上它终究没能松动资本霸权的宰制地位,也未替台湾社会和多数年轻人带向光明。

2017年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赖清德曾向从事照顾工作的劳工表示,“如果觉得薪水太低,就把工作当成做功德”,引发舆论譁然。(蔡苡柔/多维新闻)

而曾在竞选时主张“缩减工时”并承诺“若损及劳工权益,不会砍假”的民进党,在全面掌权后,很快地就转身为“资本代言人”,2016年、2017年狭著国会多数优势,两度修恶《劳基法》,先是删减七天假日,后是降低对工时的管制,民进党的亲资表现,曾一度激起许多年轻人的怒火,不满的情绪在“二修劳基法”时更是遍布网络社群,官员、政客各种袒护资方的言论被大肆挞伐,在2017年修法前夕的一个夜里,不满的星火更汇集在台北市中心,游行的人潮也短暂的瘫痪交通。

然而,心中有火的年轻人,脚下却没有路。在缺乏左翼思想的指引,以及足以汇集、转化不满情绪为改革力量的政治联盟和组织下(如产业工会、强有力的总工会系统、政党),点点星火终究难成燎原之势,也在现实政治中无法形成一股不问蓝绿,具影响力的进步力量。

此外,从劳权问题难敌选举操弄下“亡国感逆袭”;而经济分配问题,总能轻易被空洞的“自由民主”话语给取代,也暴露台湾市民社会左翼力量薄弱下的苍白和困境。

让经济民主愿景指引出路

不论是客观事实或人们的主观感受,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台湾社会和经济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心底也都渴望有所改变。然而,如何改变,并实现一个更为理想和公平正义的社会,将取决于社会大众对于资本霸权的反思与批判程度。

台湾的“民主化”的进程已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领域的民主,并不能让社会多数成员同享社会所共创和积累的财富,只是让“1%所有、1%所治、1%所享”。唯有人们能睁开过去在冷战“反共”意识形态下被遮蔽的“左眼”,凝聚新的社会发展愿景,追求经济领域的民主,如此人们心中渴望的改变和公平正义,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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