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变大的台湾振兴券 真的好领好用好刺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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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毒对社会带来的考验,不单是对生命的威胁,也包括对生计的冲击。面对受疫情对经济活动和消费需求带来的冲击,民进党政府提出“纾困振兴”的财政支出方案,并严格区分纾困与振兴的差别及实行时机,强调前者为救急,后者为刺激、带动民间消费。暂不论这样区分的优劣,只是在“纾困”方面乱无章法,申请门槛繁复,诸多限制却堵不了“包租公”领纾困的民进党政府,能否在“振兴”消费问题上扳回一城、降低民怨,并达到其宣称的经济效应,难以叫人乐观。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将民众付新台币1,000元后,才能领取的3,000元变形消费券定名为“三倍券”,表示台湾政府把钱变三倍大。(中央社)

“三倍券来了!”台湾行政院在当地时间6月2日终于拍板、公告纷扰许久的刺激消费方案。在记者会上,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不改其自信本色表示,即将问世、能把钱变三倍大的“振兴三倍券”,除了有三大特点“好领、好用、好刺激”外,连带还“最温暖”。台湾振兴券正名“三倍券” 7月15日正式上路

看到这些惊叹号式的宣称,不得不对民进党政府善于包装、营销议题的本事感到佩服,即便现实上不见得如此。

因为苏贞昌所谓“把钱变三倍大”的意思是,民众必须先拿出新台币1,0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才能换得面额3,000元的振兴券,而领取、使用方式虽“多元”,但恐怕难以让老弱妇孺一目了然,且距离政策正式上路时间,还得等上约1个半月。一般人对号称“三倍券”的直观反应恐怕只有:“不好领、不好用、等好久”。此外,想到炎夏时,可能还要排队领实体券,岂止“好温暖”,根本是“好热”。

既然1,000元可换3,000元的三倍券,等同政府只是补贴2,000元,那何不直接发2000元的消费券或现金?这是许多台湾民众心中首先会浮出的疑问。

苏贞昌凭借台湾监察院报告指出,消费券对刺激经济没有效益。而他所谓“如果只发2,000元,就不是3,000元的效益,我们要让你激发消费、诱引消费,这样也更能刺激消费”的说法,更是让人听完还是满头雾水,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

然而,如果把为何不直接发2,000元消费券或现金的问题,放进台湾政治竞争党派化、蓝绿恶斗的脉络、格局中,答案便呼之欲出。

因为直接发消费券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马英九的“代表作”,当时为刺激消费,每人发出3,600元消费券一事,始终被民进党视为失败,且拒绝重蹈覆辙的前车之鉴。有论者就形容,直接发消费券是蔡英文政府难以破除的“马英九心魔”,而普发现金又是如今在野国民党的主张,虽然发现金比消费券好,也曾是民进党2008年在野问政时的看法。

2008年民进党曾指出,考量台湾经济型态及消费习惯不同于美日等先进国家,直言消费券的使用必然受到严重的限制,并非所有的商家及小贩均可适用,偏远地区及非都会区民众将会有使用上的困难。此外,基于“行政成本高”、“程序冗长”,“制度设计上难以避免不当使用的弊端”,因此民进党认为发现金更为适切。这些“民进党对于消费券及企业纾困政策之批判”,至今还留存于蔡英文的公开脸书(Facebook)网志中,可供社会大众悼念。国民党:12年前的蔡英文 打脸今日蔡政府振兴券

2008年时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蔡英文认为发现金要比发券更好,也痛批执政的马英九为刺激经济的消费券方案,缺乏就业和产业政策配合是烟花式的政策。(民进党党中央供图)

“他(国民党)做过的,我不做”,即便在某些事情,换个方式做会比较好,拒发消费券就是一个例子。台湾财政学者陈国樑日前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便曾对执政者在这般“政治心态”下主导的纾困振兴方案感到遗憾。【纾困大作战】振兴不派钱 台湾政府的“酷碰”神蹟信仰

或多或少因为“不要变成马英九”,因此民进党政府在普及的转移性财政支出上,起初就否决了消费券或现金的选项,于是其在4月初提出了命名新潮的“酷碰券”(取自英文coupon的谐音)构想,要让消费满4,000元的民众,可获得政府1,000元的回馈补助。这等同于要“普发”给民众最高有“七五折”的折扣券,但前提是民众得先有余裕掏出4,000元消费,且限定要行动支付,即便台湾并不普及使用行动支付。

这繁复、不便民,且有排贫、排弱、排老效果的政策构想,自然引发在野党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民进党政府在社会压力下,也不得不检讨,让政策内涵朝向消费券“靠拢”。有决策官员就向台湾媒体坦言,“三倍券”的制定过程,许多地方是从消费券而来。

持平而论,相较于“酷碰券”,改良版向消费券靠拢的“三倍券”确实是好多了。不过,三倍券还是未改其折扣券本色,只是取得门槛从早先的4,000元降为1000元,从七五折变成约三三折的折扣券。没变的恐怕是,它所要付出的行政成本、民众取得的简便度,并没有比马英九直接发消费券来得好。而不少民众的感受就是,“蔡英文的钱比马英九难拿多了,且拿得还更少”。

至于刺激消费的效果,三倍券是否较消费券更能让民众买更多商品,而非让六成至七成的消费,只是替代原先的消费?事实上,这相当程度是取决于有余裕、有条件多花钱的人有多少,以及人们对未来社会经济景况的预期。在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民众会增加额外消费的情况恐怕有限。

严格来说,不论是发消费券、三倍券或现金,这类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虽然是在消费低迷时的必要之举,但它能带动的经济效应,终究是短期且有限的。如同台湾财政学者陈国樑所言,只发现金或消费券还是不够好,政府比较理想财政支出的方案,是政府能有大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而这对经济效果的刺激最大,因为这能创造就业,就业又会带动消费,消费又能促进下一波的需求,只是他困惑的是,“有谁具备这样的视野呢?”

况且,民进党政府普及式的转移性支出规模其实相当小,且发放的时机也不够及时,因此与其在那夸大“三倍券”能带来多大的“乘数效应”,民进党政府远不如赶紧想想是否扩大支出规模,调整发放形式,直接改为发消费券或现金,让民众能真正感到好领、好用、好温暖。

此外,就像12年前蔡英文所说的,假如政府只有烟花式的财政支出政策,却没有促进就业和产业政策连结的话,那么短期刺激经济手段,能否发挥“点火”作用都是个问号。又如民进党新潮流智库在2009年探讨是否发放第二次消费券时的分析,指政府施政最终还是得着重于经济分配和产业的基本面,而改善台湾经济的基本面,不外乎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及调整产业结构。只是这般涉及结构性改革的真知灼见,如今显然是消失于民进党政府的施政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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