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正成为“大国漏斗” 大陆制度安全藏在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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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示威游行活动正在变得越来越魔幻,而在引发示威的导火索——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上,台湾舆论在将中美警察作对比的过程中,出现了“警察制度是否也有民主与专制之分”的话题。台湾民众是如何创造了这一语境?其对于大陆警察的固有认知,与今天大陆的实际情况相比有多大距离?中国警察体制未来改革的走向如何?多维新闻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本文为系列采访第二篇(共两篇)。

台湾民众普遍对大陆警察存在偏见,认为这一群体常常“无王法”。(AFP)

多维:中国去年召开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习近平在那次大会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似乎传递的信号是要打破过去“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同时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上要求公安队伍改进工作方法。

支振锋:这个理解没问题,但我更关注维稳的必要性。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有一句话:“现代性带来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是不稳定的。”当一个国家发展成功(完成现代化)之后,社会就稳定了,比如今天的美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中国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怎么动不动就抗议示威,怎么动不动就乱呢?但其实这个“乱”到目前为止没有大乱(包括目前的美国),社会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哪怕动不动就几万人上街,也不构成颠覆性影响,一般都是如何执法层面的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羡慕西方社会,总觉得西方“生活水平高”,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要注意,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是有历史原因的,就比如美国的财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相当一部分是利用美元从全世界“抽血”而来,是全世界创造的财富在供应着美国。整个西方也一样,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可以从全世界掠夺财富,而且可能还是“合法的”,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现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未来国际格局的变化让西方发达国家不能再从全世界“抽血”了,国内生活水平下降(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趋势),那么它们还能不能维持这种稳定?很难讲。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在这么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不维护社会的稳定能行吗?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我刚开始从事法学研究的时候也不理解,觉得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才应该是最重要的。但后来我意识到,保护公民权利得有前提,需要有效的警察力量、有效的司法、有效的国家政权运转。如果国家政权都不能有效运转,你保护什么?就像我们常说身体是“1”,事业、家庭、金钱都是后面的“0”,前面的“1”没了,后面再多“0”也没用。对于国家来说,稳定就是前面的“1”,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就是后面的“0”。如果社会都崩盘了,还谈什么民主与专制、谈什么权利?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国家能力的平衡问题。作为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不可能转型成功,经济发展、法治建设、民主建设统统都不要提了;但如果国家能力强到没有任何约束,导致权力肆意妄为、不受控制,显然也不行。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代的伊拉克、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时代的利比亚等国家肯定不能算健康、成功的国家,尽管它们的国家能力很强。这就是我所说的“国家能力悖论”。

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很重要。中国还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等将来实现了现代化,可能就不需要维稳了。目前来看,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进一步维稳的需要,只不过是根据形势调整力度和幅度的问题,在方式方法与思维模式上要跟上现代化的进程。

台湾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的安全漏洞。(中央社)

支振锋:整体来讲,今天中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问题比前些年要好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没到非常好的地步,尤其是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犹如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大国漏斗”,危害很大,甚至处理不好有全盘皆输的可能。所以中国维稳的重点正在转向国家安全,这也是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出台“港版国安法”。

特别是中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已经是大概率事件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国际压力,更加有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事实上,“不能让港台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的破坏力量与漏洞”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在精英群体中。就拿学界来说,中国很多年龄较大的资深学者,可以称得上是“西方的信徒”,这与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波及有关。但是到了“七零末”、“八零后”乃至正在崭露头角的“九零后”学者这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没有文革的包袱,很多也没有“六四”的包袱,思考问题更务实。

多维: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美问题,香港问题也是在中美陷入全面对抗的情况下被推上风口浪尖。其实中国学界已经有不少声音承认,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了“制度之争”的层面。制度安全作为公共安全中的一个切面,你认为中国的警察制度在保障“制度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与意义?

支振锋:警察有两大职责,一个是维护社会治安,一个是保障国家安全。我想未来国家安全的力量会得到加强,在社会治安层面,警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化、正规化和透明化,让老百姓有尊严,有安全感。把具体的事办好了,制度自然就安全了。

多维:要想“把事办好”,中国的警察体系还需要补足哪些短板?

支振锋:中国200多万在编警察,要把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变的像一个人一样,难度还是很大的,需要有一个过程。这其中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程度关系重大,比如以前总被人诟病的警察依靠罚款“搞创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国家财政力量有限,划拨给警察的经费往往不够,警察的待遇也不够好(当然经费和待遇同样存在地区差异),开罚单,包括涉足一些本不该由警察涉足的地方事务,都有“补贴家用”的考量。而随着中国整体改革的推进,现在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说解决了,警察体系已经是收支两条线,罚款多少跟警察的办公经费、收入没关系了,规范化、专业化程度自然就上来了。也就是说,当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开始在补足,警察制度的短板也会随之补足,这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对警方执法透明度的要求提高也是一样。今天已经是互联网社会,警察执法的时候随时有可能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除特殊情形外这都是法律所允许的),整个过程中的用语、姿势、行为是否合规,老百姓非常识货。在那么多人关注的情况下,警察执法的透明度不提高是不可能的。当然,有些执法规范的警察,也会受到网络的欢迎,网上警察流行警察“教科书式执法”的视频,提升了警察形象。

多维:在现代社会中,接受公众的监督是所有公权力部门必须付出的合理成本。

支振锋:对,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警察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本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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