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藏传佛教的神秘面纱 台北故宫清代活佛大展登场


发源于藏区的藏传佛教,由于青藏高原的险峻地形,使其在历史上与他地交流甚少,在雪域蓬勃发展的藏传佛教也就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让丰富的藏人文化信仰更广为人知,6月30日下午,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藏人文化及信仰特色”演讲,由故宫图书文献处研究员刘国威向民众介绍融合了印度后期大乘佛教、汉传佛教与西藏原始宗教习俗的藏传佛教,如何发展成为今日所见的独特信仰。

藏传佛教不仅在藏区有深厚影响力,连蒙古、喜马拉雅地区与俄罗斯联邦境內的共和国,都还是以藏传佛教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新华社)

刘国威首先向民众预告,此次演讲是为了即将于2020年8月1日,在故宫南院举行的展览“呼毕勒罕(Khubilghan)——清代活佛文物大展”暖身,让民众能够对清代活佛以及藏传佛教的文化背景有个基础认识。清代藏传佛教有“四大活佛”,分别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刘国威介绍,一般大众多以为上述活佛名称皆来自藏文,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达赖喇嘛的“达赖”二字与“班禅”都出自蒙文;而“章嘉”二字则来自汉文,因为第一世章嘉呼图克图有张姓汉人血统,本叫“张家”,后来康熙帝为其改名章嘉;唯有哲布尊丹巴才是藏文。

即将举办的展览标题“呼毕勒罕”,也同样来自蒙文音译,意为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不过“活佛”这个名词是汉人的说法,在藏文里并没有相对应的字,而是称做“化身”(Nirmāṇakāya)。另外现代人所说的“灵童”,在刘国威看来则是新发明的称呼。

为何藏传佛教用语多是用蒙文呢?刘国威说明,从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藏区起,藏人仿造梵文创造出文字、开始有文字记录后,西藏的社会文化生活都与佛教息息相关。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蒙古人大约在元朝时接触到藏传佛教,到明末时蒙古各个部落基本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而满洲人则是通过蒙古人才接触到藏传佛教,这也是为何中文许多藏传佛教用词的原文是蒙文的原因。

目前现存的佛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近现代日本佛教与尼泊尔尼瓦人的佛教。多数民众可能会认为藏传佛教的影响范围并不大,事实上,除了藏区外,包括蒙古、内蒙、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共和国(Respublika Kalmykiya)、布里亚特共和国(Respublika Buryatiya)、图瓦共和国(Respublika Tyv),以及不丹、尼泊尔、印度锡金邦(Sikkim)、拉达克(Ladakh,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南部,北有喀喇昆仑山脉、南有喜马拉雅山脉,全境都在世界屋脊之上),都是以藏传佛教为社会文化主流。

展览以清代四大活佛为主体,不过刘国威向民众透露,本来这次台北故宫打算与蒙古国合作,希望能借展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相关文物,然而由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关系,活佛文物已确定无法来台展出,台湾民众无缘目睹,令人相当遗憾。

今日大众对于西藏文化的一般认知,除了藏传佛教与活佛外,就是天葬、风马旗、獒犬与牦牛。刘国威解释,天葬与风马旗,都是把古老的藏人习俗佛教化,融入到藏传佛教里,而非佛教本来就有的文化。獒犬,在过去明代时曾有藏人上贡的记录,但后来被皇帝放生了。而今日被大众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在过去历史文献里并非专指西藏牦牛,只不过是一般长毛牛的称呼罢了。

那么今日为何英文称呼西藏是“Tibet”?刘国威解释,“Tibet”来自西藏过去的称呼“吐蕃”。不过“吐蕃”二字并非藏人的自称,而是唐代时突厥人对西藏人的称谓,“吐”在突厥文的意思为“族群”,“吐蕃”则意为“称作蕃(Bod)的那一群人”。可以知道藏人自称为“蕃”,那么“蕃”又是什么呢?目前“蕃”的意思有以下几种解释:苯教、农夫,或是“呼喊的民族”,因为Bod在藏文是动词,意为呼喊。不过,目前学界仍无共识。

那么中文的“西藏”又是怎么来的?这个称呼与dbus gtsang(卫藏)有关。吐蕃王朝(629—877)最早将地域划分为四个角(ru)。其中,拉萨河流域与雅隆河流域的伍茹(dbus ru)、约茹(gyo ru)为乌斯(dbus),意为中央。而年楚河流域及其西北的叶茹(gyas ru)、茹拉(ru lag)则合称为藏(gtsang)。因此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两岸地区合称为“乌斯藏”即卫藏。而西藏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实录》。康熙二年(1663)八月丙申条称:“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这是因为藏文卫藏的卫字刚好与满文的西方(wargi)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刚好在中国的西南方,于是卫藏先是在满文中被音译为“wargi dzang”,代表“西方的藏”,再从满文翻成汉文时,就直接写成了“西藏”。

关于西藏地名由来,乾隆皇帝特地在《御制乌斯藏及卫藏说》说明,并托大臣李汪度重新抄写。该文献也会在“呼毕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目前拉萨除了有保留唐代与吐蕃征战的《唐蕃会盟碑》(又称长庆会盟碑)外,还有清代的碑文——种痘碑。对清代藏人来说,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到北京,怕染上天花。当时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38—1780)在乾隆帝的力邀下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出发前班禅喇嘛让随行人员种痘,他自己却没种,最后因罹患天花而圆寂。乾隆帝对他的逝世悲痛不已,便在拉萨大昭寺旁立种痘碑,也纪念这些年朝廷为藏人传授种痘有功。

演讲结束后,刘国威再次提醒民众,表示如果觉得8月1日要大老远跑到嘉义故宫南院观展不方便,也可以等到11月28日“呼毕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移师到故宫北院展出时,再至台北故宫参观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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