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非中国人”惹议 “楚国”与“中国”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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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刚刚过去的端午佳节,台湾民众除了“取午时水”、“正午立蛋”、“穿木屐躜鲮鲤”,对战国晚期投江殉国明志的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3-约前278年),其身份究竟是“楚国人”还是“中国人”,竟意外引起网民热烈争论。

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在脸书(Facebook)呼应同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高闵琳,坚称“居原是楚国人、不是中国人”。(Facebook@王浩宇)

近日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高闵琳在脸书(Facebook)上与网民争论,起因是网民批评高闵琳参与社区端午节活动,“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还过端午节”,高闵琳回呛“你知道屈原是楚国人不是中国人,屈原是楚独份子吗?”无独有偶,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也坚持“屈原是楚国人、不是中国人”的立场,并指称“屈原是楚独份子,想要脱离周朝独立”。历史上,屈原当真不认为楚国属于中国、自己也不是中国人吗?楚国真有想要脱离周王朝独立,达到所谓的“楚独”呢?

西周初年分封建楚国 屈原为楚国公族

众所皆知,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046—前1043年)约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在牧野之战击败商王帝辛(纣王,约公元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后建立周王朝。由于上古时期交通不变、信息流通不发达,加上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未臻近现代的水平,于是采取分封建国(封邦建国)的形式管理周天子所鞭长莫及的广土众民。

武王克商不久后逝世,起源自周原(今陕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县,以及咸阳市武功县)的周人,势力在东方立足未稳,加上帝辛之子武庚联合“三监”(管叔鲜、蔡叔度、霍叔楚)和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一同叛乱反周。迨周公旦东征胜利,周代实行第二次封建—“重定封国”。而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的话:“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作为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功臣后裔,熊绎被封为“子楚”(楚国国君)、并赐予“子男之田”(子爵),足见最早分封亲贵功臣建立楚国,就是为了拱卫周王室

既然楚国作为周王室的屏障而诞生,那么楚臣屈原是如何认知自己的身份呢?在中国的“三皇五帝”中,颛顼为黄帝轩辕氏之孙,被封在高阳(今河南开封杞县),故称高阳氏。楚国宗室来自高阳氏之后,而屈原在其传世名作《离骚》里自陈家世来历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代表屈氏一族与楚国宗室同族,只是其先祖屈瑕受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封于屈地,才以屈为氏。

楚国与中国 此“国”非彼“国”

何尊为西周早期用来祭祀的青铜酒器,原物主是一位名叫“何”的贵族,作于周成王五年(公元前1033年),为迄今发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也是“中国”二字(黄色框内)最早的出处。现藏于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如此看来,楚国为周王室的屏藩,屈原又是楚国公族,但楚国这个“国”究竟是什么性质?与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在讲的“中国”又有何不同?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历史科教师苏信宇表示,“中国”二字最早出自于西周的青铜酒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或”为“国”的本字,也是“国”的金文写法,所以“宅兹中国”的意思是,武王克商后祭天,“以此地做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而何尊记载了周成王营造成周(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之事,天下的中心就在伊何、洛河流域,这是“中国”作为地理区位称呼的阶段。

不过到了春秋中期以后,“中国”从地理区逐渐变成文化概念,例如孔子作《春秋》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证明区别夷夏的标准不在血缘,而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上。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清入主中原后,由于当时知识分子认为满洲人灭明后摧毁了中国文化,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甚至认为自己才代表“中国”。因此,当春秋晚期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年在位)“问鼎”周室、欲移九鼎于楚时,代表他既重视代表天下九州的九鼎与周代礼制,又想取周天子而代之、成为“中国”这个“天下”体系的共主(僭号称王),而非要从周王朝的封建礼制中独立出去,否则何必问鼎周室,大可完全断绝与周王室、中原各国的联系。

中国历史学家葛兆光在其著作《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亦提到:

到了华夏礼乐成熟的周代,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仍然频频进入华夏,……‘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也渐渐进入周王朝的文化范围。……楚子居然试图觊觎周王朝王权的象征物九鼎,也说明当时各个族群已经是同一政治共同体‘中国’(周)的组成部分。
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

依此逻辑和时序推演,战国晚期的楚国公族屈原,绝对也认同“文化中国”的意涵—楚国也属于中国。苏信宇比喻,高雄是台湾岛的一部分,但绝对不会将高雄的位阶抬高到与整个台湾等量齐观,故也不至于出现只认同自己作为高雄人、同时又否定自己是台湾人的状况。

至于我们今日称呼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台湾嘉义大学应用史学系教授吴昆财指出,这是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由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所发展出来的“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等国际体系观念,不仅国与国之间有清晰详细的国境线,各国领土彼此接壤、不存在模糊空间,且在外交上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非明清时期朝贡贸易制下的宗藩关系,或是与由分封形成的“列国并立”共宗周天子之体系完全不同。吴昆财痛批,将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列国”,拿来与17世纪“主权国家”相提并论,完全是时空错置、指鹿为马。

回到民进党籍两位议员声称“屈原非中国人”、“屈原是想脱离周朝独立的楚独份子”等说法,这也突显未能正确理解历史语境、径自张冠李戴,不仅错得离谱,还以近代才出现的观念生搬硬套在上古时期,除了贻笑大方,亦非面对历史时应有的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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