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早有高温津贴 台湾还在为酷暑口水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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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气候变迁,近年来每逢夏季,台湾经常可见“破同期纪录”的高温,例如台湾才刚度过“史上最热”的6月。在炎炎夏日下,也让“高温假”此每年夏季都会被“热”议的话题再次出现。

台湾台北市在6月午后的最高温曾飙升至摄氏38.9度,为台北气象站设站124年来,在6月测量到的最高温。(中央社)

日前,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回应地方议员质询时谈及,气温超过摄氏36度时,若台湾教育部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新北市就可处理学校是否要放高温假的问题。对此,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黄伟哲“酸”言说,难道天气太冷也要有“寒流假”吗?他质疑如果学生放高温假,那在外面工作的工人,是不是也要放假?

在台湾这南北两大都会首长针对“学校要不要放高温假”的言语交锋背后,所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并不太需要透过“高温假”解决,而是中、小学若能尽快全面装设冷气机、政府补足电费就可解决。不过,另外一个值得被延伸出来关切的问题是,黄伟哲口中那些在艳阳下“做工的人”,他们的劳动保护是否足够?

台湾约莫是自2010年起,政府是否制定“高温假”,或让劳工在高温时可暂停在露天工作,开始成为每到夏季,台湾官方都会遇到的一道考古题。对此问题,台湾官方都曾表达过“关切”,但实际上却都未有过具体的回应与作为。例如2013年马英九政府的阁揆江宜桦认为“高温假可以讨论”,他曾指示台气象局、台卫生福利部等专业单位进行评估;而2018年蔡英文政府的台劳动部长许铭春在被问及此事时,则是表示“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来想一想”,但后来仍是不了了之。

对于在夏季烈日下讨生活的劳工,“热死人”可不是个玩笑话,而是很可能发生的职业灾害悲剧,而历年夏天,不乏有劳工因热衰竭、热中暑送医,甚至致死的新闻。图为在清洗大楼外墙的工人。(中央社)

高温时是否有必要到强制以休假应对,涉及层面甚广,或可从长计议。不过,检讨既有职业卫生安全法规对于热危害防治的缺失,却是可以马上做的。例如日前台北市劳动局就坦言,目前相关法规对“户外高温”的标准未明确界定,也导致其在劳动检查的执法上有所顾虑,难以认定未提供劳工饮水、休息区等相关防中暑措施的雇主违法。

如何优化台湾对于户外高温劳动者的权益,中国大陆在2012年修订,并行之有年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或许是一个可参照的他山之石。例如该防暑降温办法就是采用官方气象台的气温资讯来直接定义户外高温,明确指出所谓的“高温天气”为:“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

该办法也指出,用人单位在高温时,如果不能有效采取措施让工作场所,含办公室内,温度降至33度以下,就应发放高温津贴,亦有规范相关的高温停工标准。综合中国大陆媒体《经济日报》、《中新经纬》在6月份时的报道可知,目前中国大陆已有28个省份,根据其气候条件,分别自4月至7月起发布通知,要求雇主对在户外高温劳动的劳工依办法发放“高温津贴”,而高温津贴作为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不是可发可不发,或能用绿豆汤代替的“福利”。

当然中国大陆现行的防暑降温办法不论在制度和实践层面上,都并非完美。像是中国大陆有专家呼吁政府部门除了要适时调整高温津贴标准、督促发放到位之外,还要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来“防暑降温”,降低劳工在烈阳下的伤害。另有法学者认为,要提高此办法的立法层级,加强制度的权威和强制性。不过,放眼世界,这少数对户外高温劳动者有所保障的规范,依然是台湾在思维政策时,相当值得参照的对象。

回顾2018年5月台湾劳动部长表示会“想一想”高温假这个“好问题”迄今,已超过两年,不晓得部长有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可保障台湾烈日下的劳工权益?假如直接放高温假“歧见多,而必须审慎评估”的话,那政府是否该先优化一个更简单和明确的高温户外作业规范以便劳工维权,并考虑高温津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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