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日本人盖的博物馆 何以蕴含“台湾主体性”

撰写:
撰写:

2020年7月7日,历经多年的修复,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正式向大众开放,象征民进党政府“首都文化双轴线”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完成。迄今开放甫7日,就已经吸引众多人潮前往,可见未来参观人次应有亮眼表现。

民进党政府高层对该园区的重视,从7月6日大阵仗的开幕典礼即可见端倪。在开幕仪式中,蔡英文表示,园区是台湾近代历史的起点之一,从1884年建造台北机器局开始,就是台湾工业科学跟铁道发展的发源地,历经政权更迭,持续成为全台湾铁路系统运作管理中枢,见证百年来台湾发展跟变迁;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进一步强调,铁道是现代化的指标,“是台湾真正成为台湾意识的串连起来的基础建设”。

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7月6日举行开幕典礼,台湾博物馆馆长洪世佑(左一)、文化部部长李永得(左二)、匠师董添益(左三)、总统蔡英文(中)、匠师苏清良夫妇(右二与右三)与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右一)一同合影。(台文化部供图)

殖民建筑作为台湾文化主体?

抛开展览本身,从政策面来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的修复计划,是放在“台湾博物馆系统”(又名“首都核心区博物馆系统”)之下,这个系统包含台湾博物馆本馆、台博馆南门园区、台博馆古生物馆以及台博馆铁道部园区,按照台湾文化部的说法,计划目标是希望“借由群聚效应,提升台北都会核心区台湾文化主体意象,实践‘连结与再现土地与人的历史记忆’的施政方向”。

可见铁道部园区及周遭的台湾博物馆系统,在台湾政府的心中,是台湾文化主体意象的载体。不过,一个很吊诡的事实却是,上面台湾博物馆系统的几个园区,分别是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北南门工场”、“劝业银行台北支店”、以及“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由此构成的台湾文化主体意象,形同殖民史的展示橱窗。

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前身为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光复后则改制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铁路管理委员会,作为台湾铁路营运总部有长达70年的历史,于2007年被指定为“国定古迹”。(林君颖╱多维新闻)

此前,对于亟思构建台湾文化主体性的民进党政府来说,现今台湾可见到的多元文化,都是台湾文化的一部份;至于台湾文化主体性,则需要不断发展与建构,现在并没有答案,台湾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尝言,“只要让人在台湾有自由创造的空间,将来自然可以回答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文化主体性,由谁决定?

但是,即使有让人自由创作的空间,在广纳如此多元文化的台湾文化里,究竟何者为主体、什么又是主体性?显然相较于哲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除了“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外,文化部并没有明确解释过何谓“台湾文化主体(性)”,年度预算书却出现多次“台湾文化主体性”展演的相关经费,显然赋予政治上决定文化主体性的空间。

毕竟无论是主体、还是何谓主体性,在没有明确定义与共识的前提下,若要以巨额经费推动,免不了要面对一个挑选、撷取、琢磨的过程,换句话说,众多文化素材中,被政府挑选与琢磨的,才能是主体文化,其他文化素材就是点缀而已,但是这种并非由社会自我发展起来的文化脉络,也容易面临混沌不清、意义不明的困境。

2019年1月,台湾文化部提出“首都文化双轴线”,包含“东西向文化创新廊带”与“南北向艺术及博物馆廊带”,连结台北东西向以及南北向的文化场域,其中泰半建筑为日本殖民政府所建。(台文化部供图)

被投入巨额经费的博物馆舍,就成为观察台湾政府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的有趣缩影。从博物馆政策来看,主体性奠基在殖民时期的特点十分显著,例如台湾文化部2019年发布的“首都文化双轴线”计划,除了北门外,东西向文化创新廊带7处全都是日本殖民时期建筑;南北向艺术及博物馆廊带也有2处是殖民建筑、其余5处则是国府迁台后所建,而整个计划内,清代建筑仅有北门1处。

改写的历史也是文化主体性的一部分?

这次开幕的台博馆铁道部园区,固然在展览部分对于殖民者宣扬的现代性有所反思,但大部分内容仍偏重介绍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铁路史,比如铁道部园区原为清代台北机器局,但整个展场未对这段历史有任何展示;甚至策展单位还将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府铁道部长长谷川谨介誉为“台湾铁道之父”,无视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于光绪13年(1887年)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建立全中国第一条载客铁路(基隆到新竹)的历史。反观清代铁路史,仅放在最小的展间、以寥寥数笔带过

清代台北城内绝大部分官方建筑,已在日本殖民期间被毁。图为清德宗光绪18年(1892年)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为接待抵台湾视察的中央高级官员而兴建的行馆,邻近于台湾巡抚衙门。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改为“筹防局”。(Facebook@秋惠文库Formosa Vintage Museum)

相似的历史解释还有将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松木干一郎誉为“台湾电力之父”,忽视同样是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请江浙仕绅集资白银五万两,于台北府东门外设立“兴市公司”,次年装置小型蒸气燃煤发电机,为台北城带来首次电灯照明,当时民间形容“钦差已经点灯火,电火点来较光月”,台湾电力的使用并不是日本殖民时期才有。

放到更大的政治框架来看,目前台湾政治人物还有许多改写历史与传统认知之处,例如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称抛出将中医改成“台医”是为了“创造台湾文化”,他回忆“还记得多年前当我说‘台湾文化’时,被大力纠正‘只有中华有文化,台湾没有文化只有民俗!’时间过去,越来越多人看见,台湾早已发展出独具自己个性的文化,在海岛之上容纳了不同的可能性,无可取代”;他盼望抛出台医议题可让“世世代代台湾人,看见台湾的主体性,创造更多的台湾文化”。

说到底,文化政策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建构文化更是难上加难,遑论是建构“文化主体性”?也许“台湾文化主体性”能够被说明白的那天仍需经过漫漫长路,但中间的过程一定会遇到特定历史的不断“再现”,也正因为文化政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性,所以更值得观察其发展的轨迹。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X
X
请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浏览器浏览以达至最佳的用户体验: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为避免使用网页时发生问题,请确保你的网页浏览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