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李登辉的“遗产”是台湾与和平的灾难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7月30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终年97岁;他一生对台湾最大的影响除了宪政改革,就属两岸关系。从国统纲领到“两国论”,坐实了一位嬗变政客的面目转换,多数人认为其为政治投机与分裂分子、一生背叛,为个人的些许政治利益走向台独;尽管也有人为他戴上“民主先生”的冠冕。

从极统到极独,说他是台湾操弄意识形态最厉害的政客也好、台独教父或民主教父也罢,对台湾而言,如何放下(或学着面对)“李登辉的遗产”将是重点。

因为,李登辉逝世后,台湾在两岸上所面临的挑战只会更严峻,因为李登辉种下的“独”,区域和平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李登辉(左二)辞世,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右二)表示,对他来说是失去一位亦师亦友的温暖长者。(Facebook@赖清德)

一个中国时期:光复大陆到国统纲领的转变

“登辉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必能完成和平统一的历史大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善尽更大的心力!”这是1996年,李登辉就职演说所说的话。今天的大陆年轻一代很难相信,这是出自李登辉之口。

蒋经国逝世时,李登辉的哀悼挽联上写着:“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其后在首场记者会表示“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8年8月进而在国民党、行政院内都设立“大陆工作”组织,此时处处显露出其赞同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的蒋氏遗嘱。

先前蒋经国已在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从而使两岸恢复交流。1991年3月,台湾成立“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同年12月中国大陆也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由汪道涵担任会长,正式启动两岸的沟通管道。此时逐渐浮现的问题是,两岸协商所涉及的政治涵义,该如何定位?

1990年3月,李登辉政府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李登辉在国统会中提出“一国两府”的概念,但遭中共批评“在放弃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1年2月国统会通过《国家统一纲领》,擘划“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三阶段四原则”的统一方针,后于1992年7月31日颁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将台湾定位为“自由地区”、“台湾地区”,等同“一国两区”思维法制化。同年10月26日,两岸在香港举行会谈,会后提出的“九二共识”,成为此后近三十年两岸关系最重要、而又明灭不定的通行号志。

从一个中国到外来政权治下的两个中国

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后记者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李登辉任内的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以“一个中国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回应。据此,1992年国统会以及“九二共识”确立的“一中”基调发生了质变,成为“两个中国”,这可以说是1990年代初期两岸论述最大的转折点。

1994年3月,李登辉对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表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能心平气和地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这时的李登辉,已经与六年前继任总统之位时,态度明显大相径庭了,也透露其对国民党的改造,终极目的是要锻成“台湾国民党”。一般认为,李登辉就是在此时彻底暴露了其台独本质,香港《明报》曾就此发表社论,在指出其台独本质的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

同年7月1日陆委会发布《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表示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到此,一中的政治涵义,已被轻轻抹去。

1995年4月8日,李登辉提出“李六条”作为对“江八点”的回应,包含: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增进两岸经贸往来、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等。从这几点都可以看到往后民进党内“务实台独”、及后期蔡政府在两岸态度上的影子。

二十五年来,台湾内部在应对中国(或一中)命题,态度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反抗,然而从李登辉到蔡英文,也仅能在“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等词下作文章。现实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又何曾真的改变?

放不下“登辉遗产” 台湾往后将更苦

1996年9月14日,李登辉端出“戒急用忍”政策,限制“高科技、5,000万美元以上、基础建设”三种投资进入大陆。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在回应北京政府把台湾视为“叛离的一省”的提问时,更进一步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

至此,李登辉与大陆彻底决裂,他本人也不甚在意,在往后的政治生涯,李登辉与九零年代时的李登辉,俨然是两种人格。

李登辉对台湾之危害,并不在于其个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而是在于在充斥机会、台湾经济仍强的时代,以个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算计捆绑了整个台湾,为台湾带来了战争冲突的巨大风险,也打开了台湾政治与社会撕裂的潘多拉盒子。

最终,“两国论”也没真的成,政治社会越来越向极化撕裂发展,往后的经济与产业升级更是失败,开启了台湾经济衰败的过程。

防止台商外流大陆、“特殊国与国”,这些在今日部分台湾人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台湾人也知道,现实中“戒急用忍”并未成功,“两国论”更是。李登辉的主张,最终都是政治利益,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激情,他操弄并利用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但是,他从未真正在意台湾现实的需要。

台湾独立根本毫无可能,不管中国大陆是否崛起,也不管外部力量会不会介入,独立于台湾而言都是一个假议题,一个灾难性的假议题。李登辉对此可能比多数台湾人都清楚。同时,大陆是最大市场,当时亦是庞大廉价劳动力所在,一切蓄势待发,不只是台湾,世界各国都将工厂迁至大陆——台湾的对手韩国更是如此。

然而,最终停滞二十多年的,也仅有台湾。戒急用忍,而非规划台湾长远产业并积极转型;嚷着“台商不能外流中国大陆、掏空台湾”,忽视了经济潮流下资本及企业找机会的必然。更逃避了,政府在其中需要主导的角色。

以口号处理现实,以政治掏空经济。他是台湾“两国论”始祖、更是以“中国对台湾影响力没这么大”麻痹台湾人的始祖。不论认为他是“台独教父”或“台湾民主之父”都好,但在现实中其所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其所造成的“中华民国”空洞化,以及其所擅长的“以政治口水盖经济”,在他逝后都将持续影响台湾。

最终,在这个国际局势完全不同于1990年代的时代,可能给台湾带来的风险、给台湾人未来的苦痛,将会非常大——除非,有人能带领台湾社会,放下“登辉遗产”,重新务实地给台湾找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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