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封台湾主体】“文化主体性”从何而来 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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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化主体性”这个概念出现至今,一直没有一个得够得到各方共识的解释,但又被台湾民进党政府所大力推动着。影响所及,举凡博物馆政策、艺术政策、文化产业补助政策等,都深受其牵引,多维新闻将通过系列稿件,以“台湾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来探讨几个层面,除了解析“台湾文化主体性”概念外,也聚焦于目前台湾政府如何“建构”台湾文化主体性,并拉开时间与空间维度,向内回溯战后台湾威权时期与民主化后的文化政策、以及向外对照土耳其和中国大陆文化建设。此为第一篇。

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文化主体性”不仅常常被文化首长强调,在施政计划或报告书当中更是随处可见,不过这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尤其是“主体性”一词,起初是哲学概念,也是近代以来从西方思想家到日本京都学派,乃至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者在探讨“我”或者“我们”的各种存在方法如何在思想的论辩或实践中成为可能时,难以回避的议题。

但是各家说法与见解具有不少歧异性,故所台湾学者吴丰维提议,应把“主体性”视为一个“概念家族”,在指涉不同事物时,可能具有同一性、独立性、自律性与主观性等不同意义。就此而言,言及“台湾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时,其实侧重的意义已经或有不同,而“台湾文化主体性”就更复杂了。

为什么要追寻“我们”?追寻哪种“我们”?

台湾主流的社会性或者思想性论述当中,一个很常曝光的词就是“我们”。《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幅法国画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1897年完成的巨作,成为时下最流行的心灵拷问,近年相当常见于台湾的课堂上、政治论述,乃至于与政治态度相关的民意调查中,台湾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即曾称,几个世代的台湾人都在问“我们是谁?台湾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或是这个主体是什么?”

高更名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后人常常拿来扣问自己。(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这背后的脉络,当然与台湾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外交处境有关。1970年美国与日本在未经台湾同意下达成交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移交日本的决议,激起台湾的“保钓运动”,未几,1971年底台北政府被逐出联合国,“革新保台”成为政治主流,尔后又有“乡土文学论战”、“解严”与“民主化”,一系列政治与文学运动,引发台湾知识分子开始从不同角度追寻有别于官方的“我们”的意义。

但是似乎很少人问过,为什么要追寻“我们”?而“我们”又在追寻哪种“我们”?尤其不可讳言的是,追寻“我们”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主体性”的过程,此时又还面临下个问题,为何要建立主体性?

从“台湾主体性”到“台湾文化主体性”

“台湾文化主体性”这个词汇,要说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入公众视野,许多人也许会想起郑丽君任内多次提及它。但是追本溯源,若论及“台湾主体性”,实际上早在李登辉执政的1990年代就已经出现。

1993年两岸首度举行辜汪会谈,年底台湾文建会主委申学庸提出“小区总体营造”,力图“建构小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不久后李登辉也强调,生活在台湾的人都应认同这块土地,“从台湾的价值观出发,来建立对台湾的认同感”。

李登辉(左)曾以“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为题,竞选台湾总统,尔后也推出镌刻“经营大台湾、搏聚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的台湾光复纪念币。(Reuters)

1995年李登辉决定参与首任总统直选、争取连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这个“新中原”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当时没有说得非常明白,但同年他到美国发表“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演讲,称“本人今日所要谈到的主体,也就是我国的人民”,这其实就是他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2,100万同胞”的真谛。1995年也适逢台湾光复50周年,台湾央行发布的纪念币上,镌有“共同经营大台湾”、但下句“建立新中原”换成“搏聚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且刻意以篆书呈现,相当耐人寻味。

1996年李登辉当选后,上述“认同感”、“共同体”的追寻,明显朝向了“主体性”发展。1996年台湾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是年底提出《总咨议报告书》即提到,“目前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在逐步加强自主能力,主体性的追求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明显趋势”;1998年更召开“第二届全国文化会议”,是年《文化白皮书》结论提出“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的文化思潮历经了快速的变化。从面对西方的挑战与传统的流失,到探索文化的主体性”。

由此,“台湾文化主体性”正式成为官方推动的政策用语,而2000年台湾发生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后,“主体性”益发成为时髦的政策用语,如现任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董事长的陈郁秀,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文建会主委与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推动台湾文化主体性与“国家定位”的连结即不遗余力。

作为文化主体性的台湾:三条路径

“台湾文化主体性”自1998年被提出后,2002年再开“全国文化会议”,会后《文化白皮书》继续强调“建立文化主体性”,重要性被拉抬到“十大愿景”当中,然而直到现在,台湾政府还是没办法具体定义“台湾文化主体性”,台湾对此概念的讨论,可以分出三条路径来爬梳。

第一条路径认为,台湾人既然属于中华民族,则台湾文化主体亦是中华文化,哪怕再怎么“本土”,都与闽粤文化相通。这个路径传统上来说是蓝营的主流看法,例如2019年国民党总统初选政见发表会上,恰好抽中文化议题,几位候选人齐声痛斥民进党毁坏了中华文化、搞“文化台独”。而此前马英九执政时期提出的文化论述即为“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不过即使如此,这种路径还是会强调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例如2010年时任台湾文建会主委的盛治仁解释,台湾文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但保存得比大陆更完整,且加上几十年来自由民主的实践以及台湾独特的近代史历程,“(与台湾的文化相较)大家在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时,会明显感到他的不同”。

马英九在任时,曾力推“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作为台湾的文化主体性论述。(多维新闻网)

第二条路径则认为,台湾主体性乃至于台湾文化主体性,都是以中国大陆作为“他者”为前提,在明确这个“他者”的基础下,如何构建“台湾”?持此观点者,除了李登辉外,以台湾绿营为主。以文化部前部长郑丽君为例,国民党刚下台时,她就提到台湾的文化主体性“不够清楚”;对于两岸文化交流,她则表示“面临文化强势的国家,更显国家文化主体性根基的重要”,显然中国大陆是台湾的“文化他者”。后来她进一步称,“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份”,而台湾文化的主体当然是台湾,“不管是地理上、历史上或者认同下的台湾”,同时她强调这个主体“更精确的说是台湾人”,但是究竟什么是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具体意涵?她仅称“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台湾人、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台湾人,能够更自由、更全然去创造属于它要创造的,自然会去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一条路径,与前两条陷于蓝绿分殊的思路不同,而是从后殖民、后现代角度思考,“作为方法的台湾”如何可能。这条思路呼吁台湾人勇敢面对历史上曾经遭受荷兰、日本殖民的经历,甚至也不能回避冷战迄今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文化的强力介入,因而回溯台湾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台湾的文化里面,除了中华文化外,还已经有了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存在,它们已然“内化”于台湾文化中。这种思路认为,就若要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唯有使用批判性思考的视角来省思台湾现代性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结构、摆脱台湾处于其他文化(如日本文化、西方文化)次要地位的心态,才能真正孕育出含纳多元且包容的台湾文化主体性。

文化意涵的“台湾”与“中华/中国”必然二元对立?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否对立,其实涉及的不仅仅是台湾文化乃至于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定义,还有中华文化、甚至“中华”(或“中国”)该如何定义的问题,反过来说,如何定义“中华/中国”,也会影响如何定义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在台湾,主流的政治论述、各项民调以及教科书,通常不会探讨“中华”(或“中国”)的概念意涵,似乎都把它视为当代中国大陆地理范围下的泛称,这种泛称方式,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同构型的想象,而此种想象以政治议题为起点,投射范围极广。

目前台湾执政党是民进党,民进党内思考台湾主体性乃至于台湾文化主体性的论述,就如同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思维一样,大都仍认为相较于台湾,“中华/中国”是一个“同质化的他者”,因为有了这个他者,才更显露出“台湾价值”存在的意义,所谓台湾价值,按照蔡英文的解释,就是“台湾主体意识”。

台文化部前部长郑丽君极力建构“台湾文化主体性”,也将这个词汇与“国家文化主体性”并用,但她强调自己不是文化台独。(台湾文化部供图)

循此产生许多不同的论述,例如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台湾与中国其实是‘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是相互影响与建立彼此的主体性,而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郑丽君则称文化的主体是“公民”,文化会自然形成其主体,这是不可逆,是世世代代累积的,她因此自辩,“说我文化台独,何德何能?”但她也明白地将台湾文化主体性与“国家文化主体性”相互置换,其任内2017年的台湾“全国文化会议”,更将主体定为“21世纪台湾文化总体营造”,富有李登辉时代的痕迹。

除了郑丽君外,许多1990年代后期、2000年代协助李登辉和陈水扁文化政策的绿营学者或官员,在2016年后也有多人重新出掌相关机构或担任高官,如陈郁秀、陈其南、吴密察、游锡堃、李永得、林正仪等。

虽然民进党政府认为,藉由强调台湾“公民”意识不断重建、“再现”历史画面,可以建构出“台湾文化主体性”,但是这种以政治为前提的文化历史思维,其实也暗自将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历史给区隔、乃至于对立了。

谈文化,“台湾”是目的还是方法?

运用着当年小区营造“自下而上”的逻辑,在台湾文化主体性之下,还有“客家文化主体性”、“新移民文化主体性”、“原住民文化主体性”等次级文化主体性,但唯独不见台湾政府提倡“闽南文化主体性”、“外省人文化主体性”,也没有明确提及“台湾文化主体性”与诸多次级文化主体性的关系,这让人纳闷,究竟“何谓台湾”?

更重要的是,“何谓台湾”其实在诸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被先验地决定了,例如,台湾文化部所属的台湾文学馆,设立的“台湾文学奖”,目的包含“彰显台湾价值”,且创作奖的征稿范围仅有“剧本、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及原住民华语文学四种”,换句话说,在台湾脍炙人口的诸多使用普通话中文写作的文学大师,若不是写剧本,竟连“台湾文学奖创作类”的参与资格都无法获得。

日本殖民建筑铁道部被民进党政府认为能够彰显台湾文化主体性、再现土地与人民链接的历史记忆。该处原址为清代台北机器局,除了枪炮外,还铸造过全台首枚机器打制的货币(机制币),即“台湾制造光绪元宝”,在台湾货币史上举足轻重。(林君颖╱多维新闻)

在更多的政策领域,台湾政府主导的“台湾文化主体性”具体内涵更是斧凿斑斑,诸如串联几栋日本殖民时期建筑的“台湾博物馆系统”,被赋予“提升台北都会核心区台湾文化主体意象、实践连结与再现土地与人的历史记忆”的任务,而左近区域当中,清代所建的东门、南门、小南门等台北城门,与台湾布政使司衙门,以及二战后国民党政府兴建的斗拱式意象的建筑,都不在“台北都会核心区台湾文化主体意象”范围内。更别说台于文化部2019年发布的“首都文化双轴线”计划,所挑选的15处场馆有9处都是日本殖民时期建筑,而清代建筑仅有1处,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归根结柢,虽然台湾文化政策主事者曾表示“台湾文化主体性”是由人自由创造、而不应受到政治干涉与介入,政府是“支持主体与文化发展的客体”,但在实践中,仍然免不了定义“台湾文化主体性”这件事情,而“台湾文化主体性”又跟“台湾主体性”具有万缕千丝的联系,成为受政治上主体性意识影响的文化想象,如果体认到这个连结,那台湾政府进行的“台湾文化主体性”建构,虽然号称自由奔放,本质上也不啻是一种“形上学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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