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封台湾主体】欧亚轮回:“土耳其人”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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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化主体性”这个概念出现至今,一直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各方共识的解释,但又被台湾民进党政府所大力推动着。影响所及,举凡博物馆政策、艺术政策、文化产业补助政策等,都深受其牵引,多维新闻通过系列稿件,以“台湾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来探讨几个层面,除了解析“台湾文化主体性”概念外,也聚焦于目前台湾政府如何“建构”台湾文化主体性,并拉开时间与空间维度,向内回溯战后台湾威权时期与民主化后的文化政策、以及向外对照土耳其和中国大陆文化建设。此为第五篇。

在历史遗绪与国际政治作用下,近年台湾渐现“主体性”之争,不仅屡引社会辩论,也成了每次大选的必出关键词。而在千里之外,曾为帝国的土耳其也在近代经历类似阵痛,且至今仍是余波不断。

奥斯曼帝国末期,各地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苏丹为求团结,曾先后举起“奥斯曼”、“伊斯兰”、“突厥民族”等认同大旗,却依旧难挽崩解之态。1923年,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挟军功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力行世俗化改革,“脱亚入欧”由此成为一代“土耳其人”的身份规范。

然而随着土耳其逐渐民主化,威权封印难续,沉寂已久的伊斯兰势力悄然再起;加上欧洲始终难掩心中优越,土耳其自觉格格不入,遂转而重寻过往荣光,奥斯曼记忆由此再成“土耳其人”身份要素,近期的圣索非亚博物馆改制风波即为一例。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从全盘西化到文化复古,“土耳其身份”恰似市集里的各式香料,在时间与政治研磨下,于国家的主体空间上反复聚拢、弥散,其中既有涵容四方的历史底蕴,也暗藏种族清洗的过往伤疤,足为台湾所鉴。

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了圣索非亚(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馆岁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随后也签发总统令,恢复了圣索非亚过往长达482年的清真寺地位。(Reuters)

在帝国崩解前夕炸裂

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了圣索非亚博物馆(Hagia Sophia)86年的世俗岁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随后也签发总统令,恢复其过往长达482年的清真寺地位。埃尔多安此举固有取悦选民的政治考虑,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土耳其人”的身份认知变化。

在奥斯曼帝国年代,除了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外,中央统治相对羁縻,帝国多要仰赖地方势力协助收税与推行政令,人民的认同也较为驳杂分歧。19世纪后,源发于欧陆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分离之火就此爆燃,“建国”的口号从而在各方战场上喧嚣,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即为一例。

见此困境,远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已无法安坐,其首先提出类似日后“中华民族”的“奥斯曼人”论述,强调帝国人民不分信仰族裔,同为一体,却难有成效,保加利亚仍在1885年成功独立;苏丹随后决定祭出伊斯兰大旗,标举“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欲借哈里发之姿动员伊斯兰世界共抗欧洲,最后仍功败垂成。1912年,奥斯曼帝国大败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成功独立。

在上述挫败连番轰炸下,军官们耐心渐失。彼时帝国各地分离主义气焰高涨,背后又多有英俄等列强搧风点火,眼见帝国疆域不保,军队决定断尾求生,保住“突厥人”的最后尊严。1908年由军队组成的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政变上台,并于1913年全面宰制奥斯曼政坛,其一方面延续前朝政府的西化政策,一方面力行“泛突厥主义”,强调帝国的“突厥传统”。虽说最后奥斯曼崩解,此番论述却为建国的凯末尔所继承。

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共和国后,“土耳其人”是谁

1923年,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共和国领导人,直至1938年去世,其不断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军队总司令,宛如苏丹再临。在其威势下,本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青年军官、知识分子成了“凯末尔党人”,开始逐步炼造“土耳其人”的当代身份:世俗的欧化突厥人。

在凯末尔任内,土耳其共和国虽继承部分帝国主权,却视奥斯曼过往为陈腐糟粕,伊斯兰尤为“导致落后的罪魁祸首”。故在全盘西化政策开始后,其首先废除哈里发一职,再取消伊斯兰的国教地位,改由世俗主义代之,圣索非亚便是在这般脉络下,于1934年被改建为博物馆,结束了482年的清真寺岁月。与此同时,土耳其男人皆改换西服,妇女也纷纷褪下头巾,举国更在冷战期间加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

然而上述“土耳其人”的身份建构有一隐形致命伤:民主改革。凯末尔于二战前夕去世,身处北约的土耳其被迫服膺西方要求,开放党禁、放宽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此态势下,过往凯末尔以一己权威营造的肃杀氛围开始松动,长年位处边缘的政治势力悄然崛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也有沉默已久的伊斯兰。

1996年繁荣党(Welfare Party)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正式崛起,尽管其于一年后便因军人干政而下野,却在埃尔多安等人另起炉灶下,以正义与发展党(AKP)的面貌重归政坛,并自2002年起执政至今。

而随政治主轴移转,伊斯兰文化也同时回潮,曾经禁止女学生穿戴头巾的大学,如今放眼望去尽是以巾覆发的景象,亲伊斯兰的媒体与频道也有增加趋势;此外由于欧盟始终不愿接纳土国,土耳其遂在心灰意冷下,逐渐舍弃了脱亚入欧执念,并转由自身历史寻求尊严,帝国与苏丹再度炙手可热,以“奥斯曼历史”为主题的土耳其戏剧在近年蓬勃发展,并且持续输出巴尔干半岛、中东与南亚等地。

曾为主流的世俗、欧化理念,如今已不再宰制“土耳其人”的身份政策。在此脉络下,圣索非亚博物馆再成清真寺,虽说出乎西方媒体预料,却可谓是土国内政上的某种必然。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清真寺。(AP)

种族主义的阴影

然而在近代“土耳其人”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其最终虽成功团结国民,让帝国免于殖民命运,却始终难离璀璨外表下的种族压迫阴影。

在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期间,泛突厥主义发展出内外两面向,一是要求对外联合的“突厥兄弟”、二是强调国体纯粹的“突厥至上”,故其首先将外交重心由巴尔干移向中亚,企图让奥斯曼与其他突厥民相互联系,以恢复破灭的民族自豪感;此外其也着手将奥斯曼“净化”为突厥人的国度。自1913年起,军官们策划了希腊大屠杀(1913-1922)、亚述大屠杀(1914-1924)、亚美尼亚大屠杀(1915-1923),几百万条性命就这么断送在泛突厥主义的旗帜下。

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孤儿。(Getty Images)

凯末尔建国后,由于土耳其百废待举,故其不再强调突厥兄弟的跨国动员,而是转为塑造内部团结。在共和与西化的大旗下,凯末尔并不如前朝般强调突厥血统至上,但其文化政策明显有意清洗“非突厥”元素。例如1928年起的土耳其文字改革运动,凯末尔除将原本的奥斯曼土耳其文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外,也让学者删去许多波斯语、阿拉伯语借字,再另创符合突厥语逻辑的新字补充。

此外凯末尔也下令改动全国各地的亚美尼亚、希腊、阿拉姆语、库尔德语地名,若非将其置换成土耳其语词汇,便是抽换其中字母,使地名本身毫无意义。例如切尔米克(Çermik)原名为Çermuk,是亚美尼亚语的“温泉”;马尔丁(Mardin)原名为Merdô,来自亚述人所用的东阿拉姆语,意指堡垒,诸如此例,成千上万。与此同时,土耳其历史也按照种族主义史观重新改写,“狼”等古代突厥图腾跃然纸上,土耳其人也被描述为最纯种的白种人后裔。

从土耳其青年党到凯末尔,“土耳其人”始终被种族压迫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阴影缠绕,而这些悲剧的根源,则是帝国末年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当局的种族极化回应。如今台湾意欲型塑文化主体,便恰似土耳其在冷战后追寻自我的过程,但眼下社会分歧加大、政治对立日渐极化,“中共同路人”、“支那猪”等敌我对立话语在网络社群上流窜,其后暗藏的“去中国化”种族情结,更有步土耳其后尘之态。

历史的悲剧无法倒流,但应极力避免重演。亚美尼亚的覆辙不该重蹈,正如台湾主体不该以文化清洗为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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