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吸毒男弑母却无罪的社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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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北部桃园地区在2018年10月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弑母悲剧。一名有吸毒前科的梁男持刀追砍母亲37刀,还将母亲的头颅剁下,自住处12楼抛下。台湾检方依“杀害直系尊亲属罪”起诉梁男,请法官处以“最严厉之刑”(即死刑)。

此案经2019年9月一审法院考量梁男有精神障碍等因素,判处无期徒刑后,二审法院在2020年8月20日逆转改判梁男无罪,理由是依据医院的科学鉴定结果,梁男被认定因吸毒诱发急性精神病症,在犯案时丧失识别和行为能力。获判无罪的梁男被二审法官“责付”地方卫生局,全案可再上诉。

梁男(右一)弑母遭台湾检方求处极刑,二审法官认为男子因吸毒丧失行为能力,改判无罪,引发台湾社会哗然。台湾检方表示,此判决与台湾民众期待落差太大,一定会上诉。(中央社)

如此违背伦常的弑母犯,不但没有被处以极刑,最后还被改判无罪的司法判决,引发台湾社会舆论的强烈挞伐。长年对于司法体系不信任的民众斥责二审法官为食古不化的“恐龙”,并质疑判决结果难道是在告诉社会大众:“杀人前吸毒就没事”、“吸毒是免死护身符”等。日后将负责照料此弑母犯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听闻判决后也指出,两次判决南辕北辙,改判无罪“不符合社会大众认知”。

近年来,此类违背伦常,或因精神疾病而杀人的司法判决,只要杀人者未被判处极刑,类似“司法不公”、“恐龙法官”、“杀人无罪”、“精神病是免死金牌”等义愤话语就会倾巢而出。例如2019年自述“中邪”而在火车上持刀刺死铁路警察的李男,被一审法官以思觉失调为由,判处无罪,但需强制就医五年;2018年一名长期失业在家的男子,不满母亲叨念而持铁锤弑母,近日获判无期徒刑定谳等判决,都引发社会哗然。

社会大众对于司法判决的不满与不解,无非反映出普罗大众与司法的某种距离,以及社会各界对于“正义”想像的落差。

此外,人们对于极刑的渴求,也是由于目前台湾的监狱矫正及公共卫生体系,并无法让人信赖,病态或失序者能借教化、治疗等方法重获新生、复归社会。而当一个社会没有条件打造某种“希望空间”,可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涅槃重生时,那么对于这些病态的、失序的杀人者处以极刑,自然只能是社会通念所认可的正义选择。

面对此类严重失序杀人和弑亲的社会问题,需要进一步被检讨及反思的是,为何政府部门在“社会安全网”的预防和修补,总是滞后于悲剧。不但无法借社会、经济政策“超前部署”,避免失序者失足下坠,伤人害己外,就连亡羊补牢都牛步化。例如针对免刑或刑后的精神病患,设置结合治疗与教化的“司法精神病院”,虽然是被讨论许久的改革方案,但在司法和卫生部门的互相推诿下被延宕多时,而一直处于只闻楼梯响阶段。直到此次吸毒弑母无罪判决引发社会哗然后,台湾当局才又对外说明政策进度,表示“已有预定地点,很快就会启动兴建”。

如何审判、处置这些病态的、失序的杀人者,尽管在短时间内难有社会共识,但每一次的争议,都再次说明这是个无法被轻易回避,需靠集体的智慧、思辨,以及更完善的社会治理才可能被解答的难题。如同2019年在台湾热播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欲引人思考的课题:“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什么?”

每一宗病态、失序的弑亲杀人案,其实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哪里生病了、社会制度哪里有破洞。因此,除了喟叹天地不仁,咒骂杀人犯冷血无情外,能否从每宗案件的特殊性及共通点,发现、修正既有司法制度及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决定台湾社会能否改写层出不穷的人伦、失序悲剧。

假如台湾政府不能具备这样的“病识感”,借司法和社会政策的改革来解决问题,那么人们恐怕只能眼睁睁看着饱受身心之苦的病患,或受挫无助的失序者在某次“一念无明”下,让弑亲、无差别的杀人悲剧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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