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人:“日台友好”的浪漫想象与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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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疫情日益严重之际,在日本看到一股夸奖台湾防疫的舆论风潮,同时又回头犀利批评日本政府。有趣的是,这些言论的方向有高度的一致性,将特定台方人员以夸大其词的包装来英雄化,论述内容也大同小异。台湾当局防疫措施相对有效,后面不只是台湾社会的高度自觉自律,还有包括政治操作成功在内的几个侥幸因素,但这些与主题无关,在此不评论。

奥地利心理学者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夸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以上对下的纵向关系为前提的行为。夸奖他人的心理状态,往往出于对他人的优越感,特别是夸奖他人的真实目的在于检讨自己人、吐槽自己国家的时候,事实上被夸奖的对象绝不会构成对自己真正的威胁。在全世界,成功控制疫情的不只是台湾,但日方偏偏提及台湾,合理怀疑此举不仅是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和无感,也包括台湾当局“大外宣”的成效。更有可能是将台湾视为不会挑战日本的弱势一方,为了满足自恋以及发泄对现状不满,从而加以利用,最后达到“捧台损陆”一举三得的廉价效果的心态。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左)8月9日访台吊唁李登辉并会见蔡英文(右),森喜朗当时拿出一本漫画书送给蔡英文。(中央社)

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兴趣不高

今年是日本战败第75年,就是台湾光复75周年。在此回顾过去75年来日本言论界对台认知建构和变迁的脉络,也许在展望未来时,起到反思和启发的作用。

据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关心台湾事物的多数日本言论界人士,其实他们的基本立场有明显的偏差,就是其对“绿营/民进党”所代表的价值有极高的好感,相对其他的价值和现象却几乎无感,甚至有所反感。其背后当然有脉络可循,首先从三个层面来分析日方视野中,如何产生对台盲点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层面,战后一段时间,日本社会对殖民地台湾的记忆仍在,但整体来说,日本一般百姓对台湾本身的兴趣不高,不过右派长期对台湾有着“反共堡垒”的期待。

战后初期,日本对台湾的关心和兴趣大概能归纳为两大块:一个是经贸上的关心,另一个则是政治外交上的关切。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国土分裂的国家,台北的国府是弱势的偏安政权,极需日美等境外势力的支持。在这种现实框架和历史脉络之下,1952年签订《日华平和条约》(台称《中日和平条约》),法理上恢复日中两国之间的邦交以后,国府和日本政府之间,迅速地建构以反共为基调的类同盟关系。双边政经和民间各领域的往来相当密切,但多数日本百姓质疑日本政府不与大陆积极往来的对华政策,偏左的舆论更是对此直接提出批评。

针对当时的时代氛围,日本学者桑原寿二指出,“日本国内弥漫着一面倒地支持中共的氛围。他们把中华民国视为敌人,支持中华民国的人被说成‘台湾派’或‘反动右翼’,从社会和言论界被排挤。”

国府在日人心中的负面形象

这几年来,看似对台湾拥有较正面形象的日人增加了不少,不仅赴台旅游人数逐年稳定成长,可爱民情、中华美食等台方的优势确实吸引不少日人,在言论界也经常看到对台湾(绿营)友善的评论。不过回顾过去,日本右派势力对国府的强烈支持,长期影响了日方对台湾的观感。早期在日人心目中的台湾形象并不是正面的,特别在学术界里几乎是某种忌讳。

战后有一段时间,以日本为核心的“雁行”产业分工架构,很长一段时间支配亚洲经济秩序。战后的高度经济发展,带给日本社会强大的自信,加上从战前延续下来对前殖民地和亚洲其他成员的歧视还存在,因此多数日人对亚洲各国拥有优越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外,由于上述的经济优势和地理上的方便,赴台旅游的日人逐年增加,尤其是男性旅客将台湾视为“男性天堂”,成为台湾色情产业的主要客源。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就是描写一个台湾商社成员为了带七名日本客人到礁溪寻芳买春的内心挣扎的作品,浓厚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氛围。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之下,一般不熟悉台湾事物的日人,对台湾难以建立完整和健全的形象。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左派阵营里,支持中共的声浪相当高涨。特别是在全球左翼“进步”思想魅力发射光芒的年代,日本的左翼阵营也意气风发,舆论普遍也将台湾的国府视为反动专制政府。支持台湾的“自由中国”,还是支持大陆的“新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正义,透过这种粗糙的二分法来表态。日本的左右两派展开政治斗争之际,在中国的内战结构上不得不做选边站。

历史经验使日右翼亲近国府

在世界左翼思想还有强大吸引力的时代,日本挺台右派的社会形象本来相对地差,他们往往被视为否定进步的反动势力。其实日本右派也鱼目混珠,不仅有一般政经界或言论思想界的保守人士,以及复古派、国家主义者,部分还有黑社会背景的极右集团,但对于当时在国际社会上极度孤立的国府来说,只能广结善缘,别无选择。结果日本这些反共右派带来的黑暗形象,和国府的反动形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消除的负面形象。

1967年蒋中正(右)接见厉行“亲美反共”政策的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左)。(徐宗懋供图)

蒋中正在老一辈日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复杂又特殊,他们原本跟国府打过仗,战时日本政府把蒋氏彻底妖魔化,对蒋原有敌意和戒心。不过他们多数因为亲身经历过二战,对蒋中正“以德报怨”所代表的对日政策还是深有感触,公开感恩感念的也不少。特别是战败后,苏共控制大陆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情况之下,多数日本士兵和居民吃尽苦头,有些回不了日本,甚至在外地丧命的也不少;相对于此,在华南和华中地区向投降国府的日本士兵,其遣送之路可谓相当地安全和顺畅。多数日人目睹此差距,亲身经验使得他们对国府自然而然地拥有一股感恩和亲近感。也因为具有这样的历史经验,日本多数右派人士情感上也很自然地倾向支持国府。

1990年代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一手收编国府迁台后所维持的日华关系,加上其个人的经历和人格特色,逐渐地建构独特的对日管道。但2000年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际,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政权并没有全盘地继承李的管道,部分对日关系变成为李登辉个人的政治资产。当时多数日方友台人士,担忧日台之间缺乏既实际又有效的沟通管道,因为他们的传统交流管道均属国民党系统,对于当时的民进党非常陌生。

日本左派认识台湾脱离地气

第二个层面,就是部分日本知识界人士,几乎无条件地接纳台独派的史观和价值,结果面对现实时产生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照前所述,战后日本对台湾的关心,其重点长期放在反共堡垒“国府”的议题,而不是放在“台湾”本身。开门见山地说,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世界,对台湾的关心始终脱离不了中国问题的范畴,至今其基本结构和架构始终不变。进一步地说,战前到战后,一般日人对“中国”拥有两个矛盾的情感,亦即对古代中国的敬仰和向往,以及对近代中国的轻蔑、敌意和恐惧感。至今,一般日人对中国参杂自卑感和优越感的复杂情感,不只左右日人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也支配了其对台湾的心态和认知。

经过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实际往来仍然不断地扩大。此时,少数日人渐渐地注意到隐藏在国府政治宣传背后的台人声音,即“既非国府,又非中共”的台湾议题,但他们并不在于主流舆论的范畴。

20世纪中叶初期,亲身经历过日据统治的台人也不少,他们用日语向日人阐述对战后国府统治的不满,以及怀念日据后期的表面稳定,同时有些人要求日方正视日据时代到二战后对台人的不公平待遇(例如台籍日本军属问题等)。这些尚未获得解决的殖民时期议题,本来能够由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角度来探讨的。照理来说,日本左派本来应可重视战后台湾的反蒋势力,因为当时的日本左派和韩国反朴正熙阵营走得很近。反朴势力多半站在反美日帝国主义的立场,也并不挑战北韩当局,和左翼思想的亲近性也相当高,所以亲北派占多数的传统日本左翼阵营,与南韩反朴势力的结盟并不困难。

但日本左派早期对台湾的理解和表态,却产生另外一种脉络。致力支持中共政权的他们,其反蒋言论也多半按照中共的逻辑来诠释,专门关注岛内非共反蒋势力的人并不多。加上战后经过所谓白色恐怖的台湾,反抗日帝殖民统治的左派人士几近絶灭;相反地,国府为了追求战后统治的方便,没有彻底执行对“汉奸”等的清算。从典型日本左派的角度来看,在台湾除了陈映真等共有第三世界论述的左翼人士以外,似乎找不到拥有共同语言的人士。

之后成为“党外”的台人集团,不只涵盖关心社会议题的偏左分子,还包受土改而丧失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及其后裔,等于左右参杂的状态。台湾反蒋势力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相对教条的传统日本左派来讲,既陌生又难以理解。此时无法跨越意识形态的约束,不面对台湾底层的声音,可谓日本偏左知识界的怠慢和伪善。

当时,特别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和中国大陆各层面的关系继续扩大,双边关系可谓处于空前稳定发展的局面,日本舆论对台湾问题的关心依然偏低。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在日本国内从事台独运动的部分人士,开始与日本部分右派勾结。独派和日本右派的往来,到了陈水扁掌权后,渐渐地取代以国民党和自民党为主的传统日华关系,同时成为今天相当畸形的双边关系的某种基础。有趣的是,早期在日本从事台独运动的台籍学者学徒中,原来对日帝统治台湾秉持批判性立场的人不少;然而这些人在之后却出现了言辞上的修正,以及立场和态度的变节,若要理解台人的现实个性时,应可当作相当有趣的研究现象。

受独派影响的对台认识误区

台湾内部经过保钓运动、退出联合国、日华断交、蒋中正逝世、蒋经国全面掌权、与美断交、美丽岛事件等几场风波,政治民主化的声浪逐渐地浮上来,形成一股无法忽视的势力。随着台湾情势的巨变,部分日方人士也开始关注台湾内部的动向,虽然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偏重大陆”的基本趋势没变,但开始有些人将台湾“既非国府,又非中共”的声音传达到日本言论界。

此时日人接触的主要对象大概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以闽南人为主的台湾本省籍人士,其中包含日据时代接受过教育的世代,另一个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一般日人接触过这些对象后,难免受到其思维和主张的影响,甚至有些人照单全收独派的论述和史观,并将其价值内在化。结果这些人自然而然站在国府的对立面,套用独派的逻辑评论两岸的事务,并以同情台独的立场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同情台人的日本学者或媒体人,论述台湾时往往刻意不正视中华民国实际存在的事实,或者用括号将中华民国的四个字备注起来,想办法否定中华民国的正当性(这些作为显示,他们某种程度被战后日本左派的对华思维所影响)。透过这种论述,将台人视为“被中华民国压迫的受害者”,以及站在中华民国对立面的群体。这种别扭的心态,独派还在野的时候尚且不会构成障碍,但当独派执政后,便成为了他们面对台湾现实时很大的绊脚石。

不久前,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辞世,赖清德至台北宾馆的追思会场悼念致意。(中央社)

李登辉成了失落日人的慰藉

第三个层面,到了20世纪末,由于泡沫经济破灭而丧失信心的部分日人,为了安慰自己、满足自恋,开始一厢情愿期待“亲日台湾”的假象,结果情感上反而很难接受台湾实际的多元和复杂。1990年代中期后,当时总统李登辉为了策略性的需要,开始拉拢日本舆论,还积极地接受日媒专访,也透过与“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话,向日本舆论传达他的主张。

其实,此时的日本也有被“李登辉们”轻易拉拢利用的精神背景。198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高峰,经过泡沫经济破灭后开始往下滑,发现国际现实与日本为中心的“雁行理论”逆道而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持续下来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突然急转直下,刚好也在此时开始面对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

从明治维新到那时,日本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亚洲邻邦强过自己的处境,因此情感上相当不自在,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停滞感和失落感,此时丧失自信的日本人极需要外来的肯定。另外,由于日本对处理战争问题一向被动,或者处理得不利落,结果造成“虽几次表达深切反省和歉意、提供庞大经济协助,却得不到亚洲各国谅解”的局面。特别是跟韩国以及大陆之间,一向处于尴尬的关系,而且战败后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日本国内关于二战的惨痛记忆和赎罪感也已逐渐淡化。

社会氛围低迷的日本,与策略上需要利用日本的李登辉,刚好在这样的时间点上交会。日本舆论好不容易遇到不仅不责怪二战侵略行为,反而直接赞赏殖民统治的邻邦领导人──李登辉,从而轻易地得到满足自恋以及自我安慰的着力点。这个时候,日方内部也发生了很有趣的质变,之前不太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两股势力──坚定支持国府的传统反共右派,以及支持台独、反对国府的一群人──透过支持民主台湾的名目而渐渐地融合,出现“声援李登辉=支持民主台湾”如此极为简单的论述架构。

正因如此,一般亲台日人对李登辉个人产生高度的关切和认同。但除此之外,对其他台湾事务并无同样的热忱,结果导致了相当偏颇的对台认知。

战后初期的日人心目中,蒋中正是代表台湾的政治人物,到了1990年代则被李登辉渐渐地取代。多数日人在这阶段对台湾的基本认知有限,尤其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对台湾关心一度锐减。一般日人对台湾的知识中,从蒋中正逝世到李登辉掌权前的蒋经国时代,变成了“空白的年代”。

1970年蒋经国(左)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的身分,会见来台访问的日本右翼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右)。(徐宗懋供图)

问题在于,蒋经国时代可说是奠定了当代台湾的大轮廓,若要探讨当代台湾的价值、现代化的涵义、体察国族认同的内涵时,绝不能忽略对蒋经国时代的理解。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不幸多数日人对蒋经国时代反而很陌生。这种畸形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一般日人对台理解的阻碍。

日台失败者互相取暖与利用

战后台湾,处于内战弱势的国府,在与同族对手中共争夺正统性的竞争里,被迫地占下风。此时为了保住政权命脉,国府将与同族对手之间的实际关系彻底地切断,并将同族对手妖魔化,同时更加依靠美日所代表的境外后盾。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原本以为熟悉的同族对手变得很陌生,这种陌生情绪也容易产生莫名的恐惧感,结果导致多数台湾居民(包括领导层)无法面对也无法理解同族对手的心理状态。相对地,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尽管存在着种种棘手且复杂的问题,但仍持续成长和扩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地,台海两岸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越演越激烈,外在环境的巨变,也带给多数台人莫大的挫折感和失落感。

部分累积挫折感的台人,以及部分习惯了失落感的日人,这两个拥有失败情绪的群体对上大陆的时候,不时采取别扭的态度。同时在台方不挑战日方的基本架构之下,产生了耽溺于彼此取暖、抒情和睦,却又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关系。要理解日台双方的心理状态时,其“失败者”的概念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此概念并不带道德上的贬义,较接近于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里所提及“失败者下一代”的身份定义。台方的三大族群:外省人、本省籍汉人,以及原住民,皆属中国近当代史上的弱势群体,多少拥有着强烈的受害者心态。

战后对台示好和的日方人士,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失败者的群体。战后与国府结盟的日本反共保守人士,多半为政经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左翼思潮盛行的当时,他们所代表的价值长期被视为落伍或反动的,至少苏联解体前,其正面形象相对地薄弱。他们对以左派为中心的舆论,以及对主宰战后日本的美国都怀着无名怨愤(Ressentiment)。由于他们主导着战后日本政界和工商界,其思维形成了政经界的核心价值,但他们对战后日本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始终无法消失,致使不少人多少怀着这类受害者的心态,来面对战后主流舆论。不过,他们的价值本身也有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其价值体现所导致的直接结局,即二战惨败的毁灭性失败;在无法诚实面对此严酷事实之前,这些价值仍然无法避免悲剧的命运。

另外,早期日本学术界或媒体界,对台湾的关心明显偏低,此时关注台湾议题的人,多半是由中国学或中国报导领域转过来的。这些人在台湾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之后跟当地人士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据笔者的理解,这些学术界或媒体界的部分人士,在中国研究或报导的领域并不属于主流,因此长期不受瞩目、也不被重视。同情台人的他们,后来和关心中国的主流人士之间,也产生了认知上或心理上一定程度的隔阂。

他们当初在日本国内与主流群体相对地疏离,成为了少数,因此他们当中部分人士在中国领域上也许会有这类“弱势·类失败者”的情绪。少数、弱势、边缘人、失败者等处境定位,并不代表错误或罪恶;同理,这也不意味着高尚或正义。这些本来都不是好坏、善恶、是非的问题,但有形无形的被排挤、不受重视等感受,容易引起某一种类受害者的心态。若这些假说成立,他们也算有条件共同拥有失败者的无名怨愤。

日对台下指导棋的傲慢心态

到了20世纪末,日本国内开始弥漫失败主义的氛围,各式各样的排外情绪逐渐高涨之际,刻意摆出用嘴巴对抗中国大陆、且摆出不挑战日本姿态的台湾,成为日方各层人士寄托期望的对象。小林善纪在漫画《台湾论》里描写的台湾,忠实地反映出那些台方人士表演给日本看的片面形象,同时也是过去日方心中所一厢情愿的台湾形象。此后,日方要讨论台湾议题时,往往就套用“谁亲日,谁反日”极端幼稚的二分法来妄下定论,事实上其内心一直都藏着对服从者的轻蔑,以及对大陆的歧视和恐惧参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

用大白话来说,虽然日方也有人希望跟台湾之间建立真友谊或实质伙伴的关系,但不少日方人士对“亲日台湾”的期待和共鸣,其真实的重点不一定在于对台湾本身的关心或共鸣,而在于日方如何重建自尊和自信。部分日方人士近乎恋童般的堕落心态和眼光来看台湾,此时台湾只不过是其过程所利用的工具或玩偶罢了。

日方透过摆出“声援民主台湾”的姿态,就担保了自己的正义面貌和善良形象,但对自己这种便宜行事的表态模式,和挺台背后的心态,并没有深刻自觉。如前所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日人对台湾兴趣不高,但对台事务感兴趣的一群人,却因为中国大陆因素,对台湾有着一股不寻常的亲近感和同情。他们或许对台湾表面上充满善意和热情,但其思维却是基于台湾顺从日本的结构下产生的;加上他们为台湾仗义执言的自负,因此自然而然地缺乏对外国应有的敬意,不自觉地流露对台湾下指导棋的傲慢。

未来短期之内,日本和台湾的社会氛围恐将持续低迷,双方都陶醉在受害者意识,以及失败者心理共鸣的环境之下彼此取暖,这种互相利用的结构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不过,此次疫情冲击全球秩序,将来包括日美中在内的大环境颇有可能面临巨变,日台双方都将分别面对严峻现实,届时源自于挫折情绪的和睦亲善戏码会如何演变?值得继续关注。

(本文原载于《多维TW》第58期,作者系旅居台湾的日本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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