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府推了这个法案 笼罩民主自由的滥权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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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法务部9月8日公告的《科技侦查法》(简称科侦法)草案因赋予检察官2个月内GPS定位监控不需法院同意的巨大权限、可用木马程序入侵手机电脑等争议,引来台湾法界人士反弹,认为有检调滥权、侵害隐私的疑虑。随后法务部9月16日就宣布,草案会再研拟,目前没有送出的时间表。

台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荣耕认为,赋予检察官2个月内动用GPS监控权限是有严重矛盾冲突的,即便在科技领先的美国,对于科技侦察的限制也非常严格,一定要得到法院同意。(杨家鑫/多维新闻)

究竟草案争议何在?专长《刑事诉讼法》、通讯监察及隐私权保护等领域的台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荣耕接受多维新闻访问时指出,就更新侦查方式来说,确实有其必要。但就法制的完整性来说,修正《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简称通保法)或《刑事诉讼法》等既有法律会比较好,叠床架屋另立专法,只是徒增解释与适用上的困难。

谈到法务部强调是针对“犯罪者”,而非“一般民众”,李荣耕则表示,这就像说“你没有做坏事,就不用怕”,但其实草案针对的不是“犯罪的人”,是“可能犯罪的人”,而每个人都是“可能犯罪的人”,所以这是一部影响到所有人的法律。

关于草案规定涉嫌最重本刑3年以上犯罪,办案机关启动GPS侦查,2个月内只需检察官同意,超过2个月要继续安装,才需法院许可。李荣耕痛批,这一条有严重冲突矛盾的地方,在隐私权保护与追诉犯罪之间有所失衡,绝不可以这样立法。

首先,对当事人来说,如果前2个月是隐私,那后2个月也是隐私,如果后者要法官授权才可以,没道理前者就不需要,反之亦然。其次,根据大法官释宪与最高法院判例,人民即便处于公众场所,也享有一定限度隐私权,装GPS是侵犯隐私的,怎么会是检察官说了算?“在刑诉的搜索与通保法的通讯监察里,如果行为是侵犯人民隐私,都应先得到法院同意”。

李荣耕也点出草案不明确之处,条文虽提到在科技可达成的范围之内,要确保不得监察或取得通讯以外的信息,监守自盗也有罚则,但还是不够严谨,例如意外发现或故意乱看找到的信息能否做为证据,并没有规范;连带被找到的其他个资,也有侵害隐私的隐患;同时,包包等个人物品也没有被定义为隐私空间。

科侦法草案引来在野党挞伐,国民党召开记者会质疑是威权再现、严重伤害隐私权。(中央社)

至于草案第15条规定为避免国安遭受危害,情报机关首长得核发监察书。李荣耕则表示,这条其实是沿袭通保法的问题,通保法的资讯收集很大一部分与犯罪有关,但涉及国安不一定直接与犯罪有关,犯罪侦察是针对过去已发生的犯罪,国安则是为了预警未来而收集资讯,放在同一部法律就会产生内部逻辑错置。

事实上,这并不是民进党政府第一次立法模糊、过度授权,2020年初的防疫期间,台政府就迳自截取民众的个人通讯数据实施监控,美其名为“电子围篱智能监控系统”。李荣耕批评,台政府用模糊不清的“帝王条款”,作为电子监控的依据,并不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政府不该凭恃著人民的恐惧,就忽略法治原则。

他表示,从防疫的电子围篱,到现在的科侦法草案,台湾民众已经让渡太多权利了,台湾的民主法治之路已经走得太偏了。这些法案的目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政府绝不能便宜行事。

李荣耕强调,这侵蚀的不只是制度而已,而是当政府越来越强调国家、群体、管理,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会被压缩掉。“台湾之所以在全球华人地区可以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民主自由法治,如果连这个都不要了,台湾还剩下什么东西?台湾应该成为典范,证明中华民族是有能力这样做的”。

针对科侦法草案,台法务部强调是针对“犯罪者”,打击犯罪的工具必须与时俱进。图为台法务部长蔡清祥。(中央社)

此外,受中美局势影响,近来台政府不断“国家安全”为由,修订扩权法案。李荣耕则表示,“国家安全太强大了,任何东西只要塞进去,几乎就等于吃到无敌星星(电玩游戏‘超级玛利欧’中的道具,让角色不受任何伤害),可以横冲直撞,什么都不怕,因为没人敢反对国家安全,执政党可取得不受规范的正当性,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因为‘国安’,就什么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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