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扬台湾光复精神 两岸民间团体倡议铭记民族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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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75年前,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1884─1946年)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向国民政府代表陈仪投降。为庆祝台湾脱离殖民统治,翌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明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原本是庆祝台湾主权回归中国的历史时刻,却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近日台湾陆委会还称国民党举办“庆祝台湾光复75周年”活动,是配合中国大陆统战的行为。为此,当地时间10月18日上午,台湾财团法人民主文化基金会、新国际理论与实践中心,与中国大陆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抗日烈士纪念馆合作举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台北─南京视讯交流会”,盼能引起台湾社会各界重新看待、重视“台湾光复”的历史事实。

2020年10月18日,台湾财团法人民主文化基金会、新国际理论与实践中心,与中国大陆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抗日烈士纪念馆合作举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台北─南京视讯交流会”,盼能引起台湾社会各界重新看待、重视“台湾光复”的历史事实。(許陳品/多维新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指出,南京二档馆近年搜集日本政府与台湾总督府往来公文,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史料,加上台湾在抗战胜利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政府、台湾“国史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等地馆藏重要文献,编辑成《台湾光复纪实》,于抗战胜利60周年的2006年出版发行。马振犊介绍,在南京二档馆馆藏史料中,涉台湾部份就有6千余件,许多是台湾人民在战后冲破重重阻挠、恢复中国国籍的档案,另外诸如组织台湾义勇军的李永邦、台湾革命同盟会的谢南光等人抗日作为均有史可鉴。史料汇编出版,体现当年许多台湾民众为台湾回归中国积极出谋划策的真实情况。

作为《铭记历史》一书作者、日军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葛道荣表示,台湾光复代表日本侵华战争终结,而这个战争造成许多家庭支离破碎,也给台湾同胞造成极大的苦难。呼吁两岸要一同铭记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

曾于美国纽约组织成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邵子平指出,虽然在1952年的《中日和约》(台湾与日本签订)放弃向日方索赔,但民间索赔仍应继续。特别是从198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就已建议成立地方性纪念馆,后来美国牧师马吉(John Magee,1884─1953年)留下的南京血案影片(后拍摄成纪录片《马吉的证言》)问世,引起侨界、学术界和日本、韩国方面注意,但未引起中国国内重视。

邵子平无奈地说,很可惜由王正方执导的《马吉的证言》,以及《拉贝日记》等史料虽然出土,但并未在台湾引起反响。然而,南京大屠杀惨剧、重庆大轰炸,和当年日军在台湾各种军事镇压与屠杀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他重申,悲剧可以净化、洗涤与升华,痛定思痛后检讨过去的历史、思考悲剧的原因,可以发现共同的源头都是日本右翼法西斯力量崛起,以及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展。

台湾大学心理系名誉教授黄光国认为,庆祝台湾光复75周年,更要連繫到日本殖民台湾之初的乙未战争。当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1898─1906年在任)颁布《匪徒刑罚令》,第五任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1906─1915年在任)镇压、杀害原住民太鲁阁族,但今日的民进党政府对此刻意遗忘,甚至涂脂抹粉。

黄光国表示,除了日本,美国也是与台湾近代历史高度相关的一方。1867年的罗发号事件(Rover incident)发生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先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的穿针引线、鼓励日本占领台湾,才促成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清廷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与日方讨论赔偿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Charles Harvey Denby,1830─1904年)还建议李鸿章,应顾全京畿要地,终导致台湾割让。

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军介绍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胜利必胜、和平必胜”主题展,是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2015)建成。在抗日战争期间有22场重要会战,其中的南京保卫战也是学界重点研究领域,故于2018年出版《南京保卫战史料与研究》系列丛书(8卷)出版;2020年出版的《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亦有台湾老兵参予其中。此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亦积极与台湾共享史料,复原南京审判(南京战犯军事法庭)现场,还展示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的死刑判决书。他认为,2017年南京成为“世界和平城市”之一,虽然此地发生过种种悲剧,但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愿以此精神传达给台湾民众。

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副局长廖锦汉认为,每年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就是要学习、铭记历史,在悲怆之外,提醒社会大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但这并非要宣扬复仇,而是要许下复兴的心愿。

台湾嘉义大学应用史学系吴昆财指出,1950年代台湾的初中历史教材还是“一个中国”介绍中国史,“我国即中国”,但1994年起使用《认识台湾》教科书后便成了“一中一台”;如今的《108课纲》上路,“一个中国”史观已完全消失。他强调,研究历史不是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而是要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

台湾文史工作者郭誉孚从日据前后台湾人口的变化,说明如何呈现真实的台湾史。他表示,日据初期,日人统计台湾人口约有257万(1897年),但事实上,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于1887年清赋时就已调查出320万人,为何两者相差63万人?可能的原因在于渡台民众不愿报税,造成刘铭传时期隐田仍多,直到日本人来后才严格执行清丈田赋

郭誉孚批评,今天的台湾史学界缺乏主体性,只会抄袭日本殖民当局的资料,并忽略了义军统领丘逢甲诗里提到“四百万人同一哭”;义勇军大统领吴汤兴战败后曾称:“今日之战,关系台湾存亡,四百万同胞之生存,虽死何憾”,皆以“四百万”作为台湾人口总数,与1897年公布的257万更是相差140余万以上。再者,以当时的食盐贩卖量来计算,推估当时台湾人口至少也有400万人。他呼吁,学界与教育界应质疑并重新验证日据时代的史料,呈现真实的台湾史,才能延续光复台湾的精神。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张连红表示,1945年台湾光复,意味着殖民统治结束,应将台湾抗日史放在整个中国抗日史脉络中研究。他认为,最近几年台湾的教科书动向,将近代台湾史与中国历史切割开,而历史要靠民众创造,展开民间交流,所以两岸学者要加强对史料、抗战史的共同研究,强调台湾的抗战史,就是中国抗战史的延续,形成两岸共同史观与共识,才有助于和平发展,防止割裂、歪曲历史的情况出现。

曾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的吴俊宏认为,台湾虽以光复75周年,但一点都不像已经光复。抗战胜利就是反殖民、反侵略、反帝国主义的历史,不过民进党不但不想庆祝,还勾结帝国主义(美国、日本)。他指出,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犯过许多过错,造成台湾民众对大陆有着非常负面的印象,以及“反共仇中”意识,成为台独运动的土壤,并将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通通转嫁给中国大陆。吴俊宏建议,大陆方面应加强让台湾人民理解大陆发展的艰辛历程是怎么一回事,才更有同理心,增加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

台湾夏潮联合会会长莫那能表示,台湾已越来越多人遗忘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从历史来看,在台湾的汉族和原住民,一直在进行反殖民运动,光是武装抗争就死难60万人。从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山地无主地”收归国有起,原住民部落受到威胁,并拒绝被日本统治。然而,1907年平原地带抗日告一段落后,日人开始镇压原住民。

1907年至1915年,日军使用步枪、山炮进行“剿蕃战役”,1913年至1915年,日本天皇甚至下令执行“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据不完全统计,原住民人口就有约十分之一遭到杀害。1930年的雾社事件,日本使用毒气对付赛德克族,后就用在中国东北战场。总计日据时期原住民有138次武装抗争,但因为“台湾光复尚未完成”,日本政府不仅未对慰安妇道歉,靖国神社还放着台籍原住民日本兵牌位,让原住民先人被当作侵略战争共犯。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雅倩认为,过去虽有开展对战争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工作、挖掘历史文献资料,并发现英、日、德、法国有着丰富的外文史料,但皆官方资料为主,民间文献太少。她建议两岸可共享历史资源加强共同研究,开发历史数据库(如社科院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编写编通俗读本与历史著作。并通过合拍纪录片、合办展览等多种途径传播,加深民众对历史的认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台湾劳动历史与文化学会执行秘书张宗坤认为,如今台湾80岁以上人口虽有232万,有着日据、光复经验,但再过几年将全部凋零,所以2020年至2026年是最后的时刻。此外,除了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对象也可以转向社会大众,因为日本于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实行的战时体制(总体战)让整个社会都卷入战争,带动生产与再生产领域。因此战争经验不只有老兵有,而是所有民众,更可以把焦点放在基于战争需要诞生的产业,像是糖业亦生产很多军需物资,航空工业、性产业也因战争应运而生。

张连江总结时提到,重新审视台湾光复的意义,首先是反殖民;其次,台湾光复是20世纪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对中国最重要的成果;再者,史观歪曲,将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民间交流应围绕着正视历史、和平,以及未来发展,共同形成合力,防止少数政客操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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