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昭和天皇 亲日团体竟欲在台阳明山立碑献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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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下旬,台媒《联合报》披露亲日团体“樱花返乡会”欲向台北市政府申请于阳明山设立一座“缘之樱”纪念碑,以与日本东京皇居的同款碑遥相呼应,借此纪念曾在1923年于阳明山种植樱花的裕仁皇太子(后为昭和天皇)、与庆贺德仁天皇登基。尽管此事已遭台北市政府拒绝,但仍流露台湾内部某些欲主动“皇民化”的势力不时蠢动的迹象,凸显台湾光复后“去殖民化”进程的中挫。

2020年2月,“樱花返乡会”与台湾内政部营建署合作,将1923年尚是皇太子裕仁访台时于阳明山所栽种的樱花,分株送回日本以庆贺德仁天皇即位。(台湾国家公园)

日本殖民台湾时,便有意通过移植象征“大和魂”的樱花、改造城市格局、清除清朝建筑、指定官方名胜古迹等手段,传达殖民者的优越性与威权性,企图将台人形塑为效忠日本军国主义、剥离传统中国文化的“皇民”,故这些地景从不是单纯的客观对象,而是被赋予帝国意味的殖民工具。

以樱花为例,日据时代官民发起的诸多“观樱会”,始终不是在台日人单纯地思忆日本家乡,《台湾时报》于1911年便叙述过官方移植樱花入台的动机:“我国民与樱花有着无法分离的关系……现听闻本岛移植樱花之声,改善殖民地风景,借此使之如身在母国一般”,隐有借花同化台岛的意味。1934年,台东厅厅长本间善库(1885─1960年)更撰文鼓吹“樱化”台湾,主张用自然景物的变造来强化在台日人与台湾人的“大和心”。

尔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剧烈,台湾总督府推动的“皇民化运动”因而更盛,遂于1940至1943年间以“奉祝皇纪2600年”的名义,于纱帽山、竹子湖等地广植染井吉野樱与绯寒樱各五千株。日本还在《大屯国立公园内樱植栽趣意书》里指明“花即谓樱,人即谓武士”,强调这是要“帮助国民精神的昂扬”。为此,植樱委员会还争论过是要移植日本樱或改良台湾的山樱,因为这涉及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究竟能否在台湾切实重现。

通过改造与修建自然景物和人工建筑,日本人企图在台湾培养效忠军国主义的顺民,此为1900年日本总督府建造的台湾神社,该神社于光复后已拆除,原址即今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台湾“国家图书馆”)

除此之外,栽植樱花时,日本殖民当局还会遥拜东京皇居,并默祷祝颂“皇军武运长久”,日后还组织各类团体动员殖民地人民,以登山赏樱为名前往草山(今阳明山)做体操、升日本国旗、祝祷日军战事顺遂、高呼天皇万岁等。故樱花与赏樱本身,早已遭异化为日本殖民者尊崇皇室、合理化侵略战争与控制台人身心的工具,绝非表面上那么单纯。

至于当时台人如何看待樱花与日本的举动呢?日据初期的1897年,日本诗人中村忠诚便失望地发现“土人伐采,出鬻之市,游人又有折枝者”,迫使他不得不劝台湾人称“此花是天下名葩,勿伐勿折”。加上在总督府陆续铺设道路、改善交通之前,愿意跋涉前往草山赏樱的多半是怀念故土的日本人,广大的穷苦台人哪有金钱与时间搭乘公交去游玩?旨在反对殖民专制的《台湾民报》还讽刺过东京日本人赏樱的脱序:“男扮女装、放歌唱歌、奇态百出、令人绝倒,其中甚至有以戏打而以鲜血淋漓者,日以数千计。似此对于樱花之特别感兴,苟非樱花国人,实难以心验其真趣味也”,可见大多数台人对于日本人强迫推广的品味根本不领情,更不用说就此认同日本殖民。

除樱花外,日本殖民者还借由改造人工地景来激发对军国主义的忠诚。譬如改建台北城时,台湾总督府利用建造总督府、拆除或改变清代官署建筑、重新命名路名、强征土地、广设附有神社的公园等途径,彰显自身的权威与消灭台人自明清以来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还有前述的裕仁皇太子访台,途经的地区亦被总督府做为“皇民化”的工具,比如将裕仁造访过的打狗山改名为“寿山”,还在山上竖立“御登山纪念碑”等。更不用说1930年台湾总督石冢英藏(1866─1942年)颁布《史迹名胜及天然纪念物法》,将不少日本军队侵伐、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乙未战争时日军近卫师团团长)等皇族驻跸过的处所皆指定为名胜古迹,这都是为了灌输台人对日本殖民的歌颂意识。

1925年日据时代的台湾高雄州于裕仁曾登临过的高雄寿山,特意设置“皇太子殿下御登山纪念碑”,以推广皇民化精神。(高雄寿山国家自然公园)

因此当部分台湾人不加批判地缅怀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时,都忽略日本的动机始终都是为了自己的帝国利益,绝非有心造福台人,何况不少建设,受惠的也以在台日人居多。如台湾城市的道路与公共卫生设施,是出于照顾日本官员与移民眷属的需求而优先擘划,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家龙瑛宗(1911─1999年)便在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里讽刺过“日人住宅舒畅地并排着”,而台湾人的老宅邸则“显得脏兮兮地,因风雨而剥落的土角墙壁,狭窄地压迫胸口”,丝毫未因这“现代化”受惠。同时期的文人吕赫若(1914─1951年)也在《牛车》里抨击日本人规定道路得供汽车行驶、故两旁不准通行牛车的限制,但台人则只能暗自埋怨,否则“如果不小心地被发现了是在道路中心走,罚钱以外,脑壳还要被打得咚咚响的”,尽显被殖民者剥削生计、暴力威胁的悲哀。

还有一点该注意的是,日人改造地景与建设的前提,是必须先将台湾土地给牢牢掌控住。为此,日本人既以“国有化”的名义将山岭林野、无主地、产权不明、以及无法提出地契证明的土地悉数夺取之外,又不停强征台人土地以供建设。比方台北城内的陈氏宗祠“德星堂”与林氏宗祠,便遭日本以建造总督府的理由强征拆迁;还有西门町椭圆公园,原址的台北府城西门(宝成门)遭日本总督府拆除,接着还强征与用低价买入民间土地以进行“市区改正”。

且总督府针对台籍地主与日籍地主施行差别待遇,日籍地主可获得时价的一半作为补偿,台籍地主则是登录价格的一半,损失不可谓轻。且日籍地主若对补偿金不满还可依法提出异议,台籍地主可没此等机会。最重要的是,有获得补偿的终究是少数,更多时候都被日本以延续清朝“旧惯”为由,强迫居民“自愿”献土,好让总督府能打造机场、公园、官厅、铁路、糖厂等能榨取军事与经济利益的设施,尽显殖民者抢夺台人财产的贪婪。

因此,朝着日据时代建设和景物不加思索地无条件膜拜和再造,无异是变相复兴“皇民化”运动。从回赠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昭和天皇于皇太子时期在台栽植的樱花、于琉球打造缅怀台籍日本兵的“琉球之塔”、重建高士神社(原主祀天照大神)、仿造“莎韵之钟”等,无一不饱含着对日本殖民的肯定与追怀。所以对“樱花返乡会”与其余亲日势力来说,丝毫不会忆起昔日在日本铁蹄下牺牲的台湾与东亚各地受害者有多惨烈,也不会悟及日本殖民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多沉重,更不会明白在日本强逼下失去母体文化的“失语症”有多危殆。渠等心中,恐怕只会有瓣瓣点染“大和魂”刀枪下牺牲者血迹的绯樱,在激情的“君之代”歌声里,随着对日本天皇的崇敬之情不断拔高、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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