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治理性分歧 照见两岸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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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习近平于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多维新闻网将此定义为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在被中共官媒《人民网》等转载后,关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讨论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第五个现代化”著重的内涵为何,其与前四个现代化又有何区别?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又为何会与台湾息息相关?本刊特邀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论坛,邀请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荣誉教授邱坤玄担任引言人暨主持人,本刊总策划于品海与台大政治系教授石之瑜担任主讲人,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张执中、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王宏仁及中研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担任与谈人,共同对话,探讨台湾的挑战从何而来。

与谈人:石之瑜(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我想针对第五个现代化是提高治理能力、建立治理体系的论述这点,进行一点概念反思。

首先,“治理”本身并非儒家文化既有的概念。从学理上对治理概念的探讨来看,有从意识上回溯的,也有对未来发展加以展望的;而若由儒家文化的角度观之,”治理”便是体系的建立。而体系就是让人面对社会、自然界时,能化身为管理、撷取者,这便是”治理”概念何以发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原因,其目的是要建立规则,并透过规则的建立来协调社会上各成员,使人与人之间,能藉由组织来提高生产性,正如于品海先生提到的,治理涉及”能力”问题。

多维新闻举办两岸论坛「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石之瑜出席与谈。(陈卓邦/多维新闻)

儒家之”治”vs.西方”治理”

但这种”治理”并非儒家社会传统所习惯的概念。我们的历史长期以来,在建立政府体系上,极少使用前述的”治理”概念,也就是人应对自然与社会加以管理、汲取、组织;我们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让社会上的个人与群体和谐相处。”治理”概念的渗入,要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来临后,旧王朝被推翻,人们认为民族要亡了,必须救亡图存,这才发觉”能力”的重要,开始向西方学习。

但这种学习往往学不到位,因为西方的科学思维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思想关系上,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制造的,每个人都是不能被否认的,所以有资格去探索、探讨上帝的道理,并追求自然界的真理、撷取自然界的资源。那么在这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照洛克(John Locke)的讲法,政府应该容许人们自由发挥,让人们尽量撷取资源,不要过度介入。

但一次大战后,人们便发现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尤其遭遇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治理”成了非常重要的概念,政府的”介入能力”也受到重视。在此脉络下,”治理”就是种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兼容的概念,其目的在于,让社会中人能发挥最大程度的生产性。

石之瑜认为,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意识到政府治理的重要。图为1918年的法国战后城市,街头仅剩一片废墟。(Getty Images)

但在儒家文化中,我们讲的不是”治理”,而是”治乱兴衰”的”治”。对应英语,”治理”可译成”governance”,但”治乱兴衰”的”治”在英文中几乎找不到相应的概念,我勉强想到一个,就是”governability”,也就是”可以治”,只要社会的人与群体能和谐相处,众人彼此接受对方的角色,那么一个人实际上是何种思想、肤色、性别,便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维持和谐的秩序就行,这便是儒家所谓”治乱兴衰”的”治”。

时至今日,”governability”仍在我们的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大陆的扶贫、一带一路的推动,或是早年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再到于先生也提及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政策的风格一致,也就是中央有意向,但如何实践,需由基层的人根据情况来发展,基层的能动性由此产生,意即”我要扮演好中央交给我的角色”。但”如何扮演”,中央不会告诉基层。举例来说,中央虽会指示”推动基层民主”,却不会规定村子要如何办选举;同理,中央也不会规定要如何”推动计划生育”,详细细节往往是地方自行看着办。

上述情况有点像打NBA,教练看完数据,认为篮板球太少,便会告诉中锋:”篮板球太少”,但不会告诉球员如何抓篮板,一切身体、技术的配合,是球员的责任。这就是”治乱兴衰”的”治”,只要行得通,就是方法,”摸着石头过河”、”能抓耗子的猫就是好猫,不管黑猫白猫”都是这个道理。

多维新闻举办两岸论坛“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石之瑜认为,儒家的“治”讲求“行得通”,与“摸着石头过河”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卓邦/多维新闻)

治理性:徒法不足以自行

但不论是”治理”,或”治乱兴衰”的”治”,两者都蕴含前提,即社会上的老百姓、成员、基层领导,已在思想、情感、能力上做好准备,能配合中央行动,甚至有意愿积极主动参与,以帮助中央完成任务。这种现象在当代思想中,便称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市场建立规则后,并不是马上就能运作,还需要人们相信这套规则,正如”保护私有财产”的口号推出后,”私有财产”并不会马上受到保障,必须有民众已自发相信”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都值得保护”,并在面对旁人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时,感到紧张、产生阻止意愿。在这种前提下,资本主义体系才有可能运行。

以考GRE为例,为了拿高分,我们的考生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规则背答案,而非以对英文的理解,美国人看了觉得不行,认为这种方式违反考GRE以测验英文能力的初衷,变成以旁门左道探求答案;然而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这就是”governability”,也就是能高分就行。若这时有人出来制止专教考试术的补习班,批评此举会摧毁一代青年教育,却没有人理会,这便是没有”治理性”,也就是社会上无人在意你英文能力好不好,而是只在乎GRE分数高低。

一个社会,并非建立规则便能运行,而是要有人真心相信这些规则,例如戴口罩。此次疫情下流传一种说法,那便是东方社会因受儒家集体主义影响,所以愿意戴口罩的人较多,这种说法其实有道理。放眼此次疫情,许多东方国家其实不必政府规定,人们自己便会督察、举发不戴口罩者,这就是”治理性”;然而在美国社会,其成员认为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不该用口罩遮住自己的”identity”,故而戴口罩这件事在美国社会就没有”治理性”。

多维新闻举办两岸论坛“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石之瑜指出,戴口罩这件事在美国社会没有“治理性”。(陈卓邦/多维新闻)

维持和谐的艺术

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有”governability”的成分,有”governance”的成分,也有”governmentality”。而且三种元素间,隐含发展进程关系。

起初,我们觉得两岸关系只要和谐就好,要避免战争与冲突,故而从《国家统一纲领》中发明”九二共识”,认为双方都说得通即可,这就是”governability”(治乱兴衰的治)。我记得唐树备与焦仁和谈判时,曾有一句名言”你们的内部问题,不要拿到我们之间来谈,我们之间只要谈一个中国就好,至于一个中国是什么,你回去解释得通即可”,意思就是你讲你的中华民国,我讲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你不能逼我在你面前承认中华民国,反之亦然。双方各自以口头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之所以不明文规定,就是要避免签字后导致一个中国不能被解释。这种以口头表述增加解释空间的做法,就是”governability”,儒家文化中治乱兴衰的治。

然而此后我们的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这种方法就做不下去了,现在我们以”乱”来摆脱、动摇过往统治,将”governability”通往”governance”的路全数阻绝,意欲推翻九二共识遗产。待到九二共识消亡后,两岸之间便没有”governability”,只剩”乱”,如今台湾往台独方向发展,大陆往促统方向发展,这时才想到要用”governance”,来建立两岸新规范。

大陆这方开始提出惠台措施,订定规则,只要遵照规则都欢迎,不遵照就惩罚,也就是《反分裂国家法》,而大陆各单位为促成反分裂,就必须与台湾积极交流;台湾近期也推出”国安五法”、《反渗透法》,为的也是建立规则。

多维新闻举办两岸论坛“中共第五个现代化的台湾挑战”。(陈卓邦/多维新闻)

“绕过规则”的文化心理

然而如前所述,儒家社会本无”治理”概念,人们往往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则出来后,我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绕过治理体系,就像考GRE,我们就是有办法用绕过理解英文的方式,把分数考高。因此《反分裂国家法》出来后,台湾这方毫无影响,继续往台独方向前进;《反渗透法》则更多是巩固了政府的内部统治。上述规定没能获得百姓自发的参与和协助,最后还是只能从无效的”治理”走向”治理性”。

九二共识时期,两岸百姓非常有积极性,因为这与我们的文化高度兼容;走到”乱”的阶段,治理体系无法建立,故为了提炼治理性,台湾走上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道路,也就是将所有社会问题都描述为国家安全问题,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识别何谓国家安全,所以政府便会利用事件的发生,加以介入、发挥,好藉此要求社会纪律。

在安全化的操作下,台湾政府将所有问题论述为反中、主权问题,如此一来,政府就有理由要求人民”团结”,若有”不团结”者,无需政府制裁,社会便能在集体焦虑、紧张下,反问”不团结”的个人:”为何不反中”,从而造就集体动员。到头来,台湾的”安全化”非常成功,治理体系虽无法建立,但在”安全化”作用下,”国安五法”开始发挥效力、产生正当性,所以政府可以查中天、成立党产委员会、通过《促转条例》,因为社会对此会自动自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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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克:治理性vs.治理

这种建立在安全化上的”治理性”无比强大,但对”治理”来说,”安全化”虽巩固强化了”治理”,却也同时抵抗了”治理”。当社会的治理性卷在安全化中,到头来其实也抵消、破坏了提高生产面治理性的机会,这便是台湾当今”治理”的一大困境。

而大陆推动《反分裂国家法》十几年,成效未见,故也被迫往”治理性”的方向迈进。其实习近平自2012年接任国家主席以来,便常在讲话中提到一个概念:”用而不觉”,也就是一个人已内化、习惯某一观念,所以行动时自己也未察觉,这其实就是”治理性”,也就是葛兰西(A. Gramsci )说的文化霸权,意即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规则若要有用,须先建立私有财产权的概念,劳工也须相信,贫困状态是自己咎由自取,别的劳工若去抢钱,自己还要责骂对方。

而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治理”,也在往”治理性”的方向发展。近来最明显的案例,便是台谍案。大陆此举意在提醒台湾学术界,不能跟国家安全单位有接触,这便是”治理性”,让人在脑海中自己规范自己,后续的告情治部门书也同此理。只要有人想到此事,产生远离国家安全单位的念头,则原先的治理规则便受动摇,大陆的”治理性”便获得提升。

从九二共识的”governability”到”乱”(chaos),再到”治理”诸法,接着是台湾彻底的”安全化”,台湾生产性受到摧毁;大陆则推动第五个现代化,意在提高生产性,用生产性来支持两岸关系上的”治理性”,希望能让百姓对党中央产生信心,藉此动员群众主动、积极参与党中央在两岸关系上的各种政策,且怀抱希望。

这是我目前所观察到,两岸治理性的发展分歧。这种状态既是大陆的挑战,也是台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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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多维 TW》期(2020年 11 月刊)对话《治理性分歧 照见两岸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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