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为何在台湾民意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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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大陆《东南卫视》的2名驻台记者,因参加制播政论节目,被认定从事与来台采访许可的目的不相符,于今年7月被勒令出境。因此,《东南卫视》近期改与百度合作,藉网络平台开设节目,并同样邀请台湾来宾评论时政,但此种做法,再度引起陆委会及许多绿委的质疑。

陆委会先是强调,会了解台湾来宾与陆媒的合作模式,以及是否受到中共的指挥、资助,并批评部分台湾人恣意攻击政府施政、散布不实讯息,企图制造台湾社会纷争与对立的言行,绝对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

而其余绿委则认为,台湾来宾的相关言论是在弱化台湾民主、协助对岸统战,但有鉴于网络平台没有专责的主关机关,目前仍无法可管,应由主管机关研拟规范,或是推动“数字发展部”作为网络主管机关负责监管。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话则说的直白,表示台湾来宾的言论虽然无法律可管,但是“民主社会中最大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民的好恶。”

守護台灣民主自由是蔡英文此次大選多次強調的價值。(中國時報)

民主社会最应该遵循的不是宪政法治,而是人民的好恶,这句话听来固然荒谬,却也极度符合民进党的执政风格。台湾民众向来认为,曾在戒严时期实施威权专政的国民党,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和理想会较为薄弱,国民党在某些层面固然思想保守,也不乏许多违法滥纪的事迹,但或是基于其历史原罪,民主化后的国民党深怕又被指摘为“威权再现”,反而表现得较为小心隐蔽。

但民进党则不然,身为“挑战威权”起家的政党,民进党似乎自恃永远占据“民主进步”的道德高地,不可能与“威权专制”挂上等号,无视宪政法治的姿态反而更加理直气壮,不像国民党那般扭捏造作、毕竟民进党很清楚,只要掌握民意风向,即便违法乱纪也能塑造成保家卫国,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民的好恶可以大于法律”,因为操弄民意支持远比守法来的更加简单。

台派很喜欢引用德国的例子大谈防卫性民主,仿佛只要为了守护民主、保卫台湾,什么权利都能被限制,尤其是那些支持两岸统一、或是上陆媒批评台湾的言论,更应该被提前“防卫”。但德国防卫性民主的脉络与台湾截然不同,中华民国宪法对防卫性民主的概念也仅出现在《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的政党违宪审查,更讽刺的是,当时修订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台独政党”对中华民国可能造成的威胁。

若套用绿营最爱提的“时空背景不同”,同样的概念是否能用在现在的统派身上?显然也行不通。因为该条文的防卫对象仅限于“政党”,且几乎没有真正发挥过功能,更遑论对其他团体甚至人民。许宗力大法官在释字644号解释协同意见书中说得很清楚,禁止人民团体“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已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以“防卫性民主理论”禁止人民团体,同样欠缺宪法依据。

「芒果乾」(亡國感)盛行於台灣,不少人提出防卫性民主的概念,作为限制人民权利的理由。(路透社)

原因很好理解,因为政治概念缺乏明确性,且容易随政治情势变迁而异其内涵,民众难以理解或预见。譬如“共产主义”流派众多,要具备何种要素才能被明确归类?而两岸关系又充满了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因素,不同立场者对“国土”的概念各有解读,又能如何认定为“分裂国土”?许宗力担忧,若将富含政治性格的语言提升为法律概念,结果便是随着当权者的更迭与意志来决定犯罪的构成要件,由随时可能变动的政治气氛决定取缔与否,令民众无所适从。

很不幸的,这种情况在蔡政府的执政时期逐渐成真,民主法治在这个总是高呼“自由民主”的政党手中持续恶化。

从选举期间不断滥用《社维法》,利用警力对批评政府的网络言论登门造访,结果大多被检察官以不起诉处分作结。此外,疫情期间,台湾防疫中心仅靠一条空白授权的特别条例,便能光明正大的限制民众权利、进行追踪监控,却还能大言不惭的宣传“民主防疫”的成果,对于法界违法违宪的告诫充耳不闻,近期假“独立专责机构”之名躲避法制规范要求,行政治斗争或实行政策之便的做法,更是层出不穷。

从总总事例可知,宪政法治在号称“民主进步”的绿营眼中,无疑是个神主牌般的笑话。他们与其反对的威权体制并无二异,只要能方便其斗争统治、维系政权,没有什么是必然要坚守的价值,民进党唯一需要谨记在心,只有确保民心之所向。但若连台湾人看来最没有法治的大陆都能以“依法治国”当作目标,民进党却能说出“人民的好恶高过法治”,又能如何不显得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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