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故事破灭 台教授吁反思“现代性”背后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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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前,现当代全球性叙事原有三种: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冷战时期的1968年只剩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两种;在苏联解体后的1998年只剩一种(自由主义),到2018年却降到了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季伦引用学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著作指出,这是由于自由主义故事的破产,造成精英们的震惊与迷惘,使得当前也很少有人能信心满满宣称中共站在历史上错误的一方。既然历史的目标、发展规律与逻辑皆不可知,预料未来也相当困难,但面对时空的推移,他呼吁大家,不是依靠希望存活,而是靠着勇气活下去。

2021年1月11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举行“刘季伦教授荣退演讲暨茶会”活动,政大历史系教授刘季伦发表名为《史学家的职业伤害》讲题。(Facebook@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对现代性的反思

当地时间1月11日下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举行“刘季伦教授荣退演讲暨茶会”活动,政大历史系教授刘季伦发表名为《史学家的职业伤害》讲题。他提到,倘若历史是“过去与现代的对话”,但活在此刻的人不应享有“特权”,去恣意评价过去是“进步”或“非进步”,才能与历史进行真正有效的对话。以“现代性”来说,固然带来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经济上达成了工业化或养活更多人口等诸多好处,但它并非全然都是好的,仍有其阴暗面存在。

刘季伦表示,一般认为民主制度是有效率的、知道人类需要的是什么,然而经过历史的考察后可以发现,虽然20世纪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亦有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崛起,改变了欧洲阶级力量的对比,也造成驱逐、种族灭绝或边界调整。但战争结束后,如犬牙交错般的民族组成结构、空间分布被打破,尽管强迫各国境内的德裔居民迁回德国、造成50万人死亡,却使阶级冲突以及少数群体的冲突急遽下降,让欧洲诸国甚少卷入战争,让欧洲得以于1945年后享受着相对的“和平红利”。

民主政治的阴暗面

对于习以为常的民主投票制(一人一票),刘季伦指出,1944年法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看似民主政治已有大的进度,然而在地中海对岸的法属阿尔及利亚,1945年5月,法国殖民当局却突然发动了大屠杀(Sétif and Guelma massacre),造成6,000至3万名平民的丧生;而后1954年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估计死亡30万人。这表示,作为民主国家的法国,不会轻易放弃海外殖民地;法属阿尔及利亚,也不会因为法国成为民主国家而放弃追求独立,简言之,追求独立与是否为民主政体,两者完全无关。

对于世间对民主政治的颂扬,刘季伦也指出,过去卢梭(Rousseau,1712—1778年)主张“社会契约论”(经过同意才获得统治权)作为民主制度背后的依据,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却指出,在民主法治之外存在一种微观的权力(规训,discipline)覆盖在每个人身上,构成无孔不入的强力机制。

2021年1月11日,台湾政大历史系教授刘季伦在荣退演讲时呼吁,大家应该反思西方带来的现代性、工业化,以及其“文明”的背后,究竟隐藏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叙事。(許陳品/多维新闻)

工业化的代价

在谈到现代性的工业化时,刘季伦引用詹姆斯﹒麦唐诺(James MacDonald)的观点称,当一个国家进行工业化时,愈无法自给自足,愈需要依赖开发较少的国家来互补,以维持成长,所以帝国免不了会想要掌控这些开发较少的地区,将其作为原料的生产者、制成品的消费者,以及宗主国的移民目的地。然而,到了1914年,欧洲已经占领全世界84%的领土,当时全球仅存中国、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埃塞俄比亚等地未被占领。于是,当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必须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既有殖民地,便爆发了诸如美西战争(1898),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次大战结束,才形成欧洲煤钢共同体,避免大战再次发生。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ard II)在殖民地的暴行为人所不齿,但有史学家认为他开创了比利时的殖民事业,却也奠定近代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当欧美殖民者热衷在全球“开拓”殖民地时,美西战争在菲律宾战场造成100万人丧生,并以“水疗法”(Water Cure)对付菲律宾人;英国于1857年镇压印度民族起义时使用“炮决”;越战时美军使用橙剂(Agent Orange,或称落叶剂)对付北越士兵,造成众多越南儿童先天畸形;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1835—1909年)殖民“刚果自由邦”(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前身)时,不仅砍去反抗者右手,还造成该地近千万民众的死伤。此外,直到1958年最后一间“人类动物园”(Human Zoos)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关闭前,日本将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放置于“福尔摩沙土着村”里展示(居住展演),并不将他们当作人类看待。

“文明”的两面性

刘季伦表示,西方看待茶道等东方文化技艺时,认为其诡异且幼稚,纯属蛮夷之邦,直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罗斯帝国时,才承认日本是“文明国家”。其次,欧洲人既觊觎非洲的黄金与奴隶(劳动力),又希望奴隶们能永远感念殖民者为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这就形成了“文明”的兩面性。

刘季伦认为,在世界金融海啸之后重新省思“现代化”格外重要。他引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著作指出,二战以前,现当代全球性叙事原有三种: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冷战时期的1968年只剩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两种;在苏联解体后的1998年只剩一种(自由主义),到2018年却降到了零,这是由于自由主义故事的破产,精英们不明白为何历史没有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而感到震惊且迷惘,使得当前也很少有人能信心满满宣称中共站在历史上错误的一方。面对历史的目标、发展规律与逻辑皆不可知,预料未来也相当困难,刘季伦呼吁大家,对于时空的推移,我们不是依靠希望存活,而是靠着勇气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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