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运动果真守护台湾“民主宪政秩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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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18日,台湾最高法院以“人民行使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得阻却违法或减免刑责为由,撤销太阳花运动成员魏扬等人“攻占行政院”触犯“煽惑他人犯罪罪”原判决、发回高等法院更审。

判决一出,对台湾社会有不小的影响,最高检察署表示“遗憾”,亲绿媒体以肯定语气表达对“抵抗权”或者“公民不服从”论述受到最高法院认可的态度;亲蓝舆论则有不少批评声浪,如媒体人赵少康就批评最高法院“真没种”。

不过,争议或许还是得从判决理由检视。据台媒“中央社”报道,最高法院合议庭认为,抵抗权是为了“保卫与回复民主宪政秩序”,由《宪法》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须在“不法情况极公开”时方可行使的最后手段,人民行使抵抗权得阻却违法;公民不服从是言论自由的特殊表达形式,若所欲保全的整体法益是即将或刚开始遭破坏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时,法院可类推适用紧急避难,阻却违法。合议庭并指出,“我国《宪法》虽未明文规定抵抗权,但依国民主权的宪政原理,仍应加以承认”。

魏扬对于鼓吹他人占领行政院而遭受审判,认为焦点直指宪法精神的核心,主张可以依据国民主权行使抵抗权,实际上这是践踏了民主宪政多数决的游戏规则。(中央社)

台湾最高法院合议庭也坦承,“煽惑他人犯罪”一罪并未违宪,但判决指出,原审对于魏扬等7人主观上是否有煽惑他人犯罪的故意,客观上是否符合构成要件,均未说明及调查厘清,也未详查魏扬等人是否有行使抵权或公民不服从阻却违法或减免刑责的事由,有不适用法则、不载理由、应于审判期日调查之证据而未调查等违法,因此撤销原判决,发回更审。

简言之,最高法院一方面并没有否认“煽惑他人犯罪”存在的合宪性,但另一方面则是提到为了“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行使“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可阻却违法,这显然朝着要求高等法院调查被告是否符合阻却违法的方向前进,甚至是以此除罪,就此而言,这与当时占领立法院行动在2017年获判无罪是一样的逻辑。

而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被告之一魏扬的态度,皆可以看出双方对于煽惑他人与自身攻占行政院的行为本身之违法性,都极力忽视。早在言词辩论期间,魏扬即表示,被告方认为,抵抗权是否存在《宪法》体系中是言词辩论重点,他们主张《宪法》第二条国民主权可以衍伸出抵抗权的精神,不需要明文规定;而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则是认为,若是为了守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则不法行为可以阻却违法,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但是检察官朱朝亮指出,若辩方认为侵入住居保护的客体是私人财产法益,“那去总统府抢钱怎会构成强盗罪?”朱朝亮也认为,占领行政院的被告“求仁得仁”应该受有罪判决,但考虑动机仍算良善,行政院损害轻微,可以认同从轻处罚,但不宜判决无罪,否则就是特权。他说,若占领机关可以无罪,“那民众主张反空污、反莱猪、反核食也可以冲入行政院或总统府吃饼干、喝饮料,司法却不得加以处罚?”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暴动者主张选举被非法操控,仍被警方强力扫荡,事后多人被检方以煽动叛乱罪起诉,与台湾不同的是,美国朝野都强力谴责暴动者。 (AP)

实际上,最高法院认同魏扬等被告对于两岸服贸协议程序、协议本身,甚至对两岸交流的抵制态度,是为了“保卫及回复民主宪政秩序”,就是非常荒谬的见解。毕竟无论是两岸经贸架构投资协议(ECFA)还是接续的服贸、货贸协议,都是2008年及2012年马英九两度竞选的主要政见,而台湾民众当时也都选择了马英九。

一个候选人提出了政见、受到选民多数支持当选,从而依法推动该项政见实践,但过程中遭到部份人攻占官署表示反对,究竟何者才是“毁坏民主宪政秩序”?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让人联想,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府,依据《宪法》程序行使职权与履行政见,竟是毁弃《宪法》?而当时没有任何民主程序或者宪政程序认可的魏扬等人,反而能在占领行政院中彰显“国民主权”?

又或者有人会认为,最高法院所谓的“民主宪政秩序”,其实就是抗争者所主张的“程序正义”,但依据台司法院大法官在“释字499号”做出的解释,以及台湾现行《宪法》条文中,都没有针对立法院审议法律的“程序正义”有明确的规定,换言之,立法院审查法案的程序性规定,并不是“民主宪政秩序”或者“宪法基本原则”的核心环节,反而这次台湾最高法院对“抵抗权”的承认,乃是基于“国民主权”原则,而按照已故台大法官吴庚的见解,“国民主权”与“多数决”皆是民主宪政基本原则,两者在此即构成了扞格。

太阳花运动宣传刊物明白显示,示威者反对的是政策本身,尤其是当时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廖士锋/多维新闻)

姑且不论闯入行政院的抗议人士是否足以代表“国民主权”,当时台湾立法院即将行使“多数决”却被阻止,这显然就破坏了民主宪政基本秩序,而近年来民进党占尽优势的立法院通过如此多受到质疑的法案,甚至蔡英文还下令党籍立委限期通过《反渗透法》,却不见这群抗争者质疑“程序正义”或行使“抵抗权”,这也反证了2014年的程序正义实是假议题、魏扬等人所主张的《宪法》精神更是片面想象,真正动机是反对政策本身。

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司法审判的核心本在于“认事用法”,但最高法院竟认可违法行为者所主张的阻却违法理由、并称虽然《宪法》未写出,但可以视同《宪法》精神的一部份。这种无中生有、并且用以否认《宪法》所明文规范多数决政治运作的方式,显现台湾宪政问题之严峻,早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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