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史料出版 揭露昔国民党情报系统如何勾结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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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一名美国公民在美国加州大理市(Daly City)遭台湾竹联帮枪击的暗杀事件—“江南案”,严重冲击了台美间的外交关系,经过台湾、美国、香港等地舆论的严厉抨击下,台湾国际形象遭到重创,显示在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如何联合黑道,不惜跨海追杀当局眼中的“背党叛国”者。当地时间2月20日下午,台湾“国史馆”举办《江南案史料汇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屏东县、花莲县)、《蔡宽裕先生访谈录》新书发表会,揭露战后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国家机器如何侵害人权、影响民众的人生际遇。

2021年2月20日,台“国史馆”举行《江南案史料汇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屏东县、花莲县)、《蔡宽裕先生访谈录》等新书发表会。“国史馆”馆长陈仪深表示,过去公布许多政治档案、举办研讨会、书写相关论文,就是期望能把历史真相一步步厘清。(許陳品/多维新闻)

整理编纂史料 厘清历史真相

台湾“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指出,随着档案的征集与陆续公布,才能向社会呈现相关重大敏感政治案件的史料汇编。如果能够平心阅读这些已经公开的档案数据,1980年代政治敏感案件的轮廓也就会更清晰,除了仰赖政府机关、学界推动,以及政治受难者团体要求平反的运动才有此成绩,也书写了近年台湾推动“转型正义”的经验。他强调,这些都使得“过去作为政治禁忌的‘台独’运动,如今已经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过去“国史馆”公布的政治档案、举办学术研讨会、书写相关论文,就是期望能把历史真相一步步厘清,也并非基于意识型态去认知这些历史事件。

2021年2月20日,台“国史馆”举行《江南案史料汇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屏东县、花莲县)、《蔡宽裕先生访谈录》等新书发表会。台“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薛化元表示,未来也会进行档案的数字化,建立全文检索对照系统,对研究二二八事件将会有不小的助益。(許陳品/多维新闻)

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薛化元称,过去以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与“国史馆”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产出了为数可观的《二二八事件史料汇编》系列丛书。然而如今基金会阮囊羞涩,期待台湾政府相关部会未来能有更多经费支持,后续的工作,可能不只有档案出版,也会进行档案的数字化,建立全文检索对照系统,相信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进展会相当有帮助。

台“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陈俊宏表示,从2020年至今,“国家人权博物馆”与“国史馆”进行了三波史料汇编工作,体现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林义雄宅血案(1980年)、陈文成案(1981年)、江南案(1984年)。陈俊宏指出,在2020年“国史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就已经包括江南案的相关档案爬梳,借此理解国民党政府威权统治时期“国家暴力”运作的形式,特别是该案后蒋经国数次对外宣示“绝不会有蒋家的人来继承我”,对台湾后来的民主化有非常深远的关键影响。此外,“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园区目前尚存“汪希苓特区”,与江南案高度相关,代表了国家统治机器的荒谬性。

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屏东与花莲

台“国史馆”纂修欧素瑛介绍,过去“国史馆”已出版二二八事件相关的县市档案史料,包括台中县(今属台中市)、台北县(今新北市)、台东县、彰化市,此次出版的史料汇编第28、29册(屏东县、花莲县),内容选自台“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典藏档案,并有向来备受瞩目的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时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屏东分会副主委蔡秋木被指为“暴动主谋首犯”,在被宪兵捕获的两天后随即遭到枪决;时任花莲县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的张七郎,与其长子张宗仁、三子张果仁因“与共党有关,煽动高山族暴动”的罪名被捕,隔天就陈尸郊外公墓,当局称“父子三人因拒捕被追击毙”。以此窥见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南部、东部的面貌。

江南案:党国情报系统与黑帮勾结

台“国史馆”荐任协修吴俊莹说明,《战后台湾政治档案:江南案史料汇编》先以台“国安局”档案呈现,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1932—1984年)与台湾情报部门长期以来的互动。像是在台“国安”驻外单位的眼中,刘宜良是一位抨击国民党政府、诋毁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1975年出版《蒋经国传》),与中共统战系统接近、获邀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负面人物。由于担心刘宜良成为中共宣传对台统战工作成功的典型,台“国安局”驻美特派员甚至还曾建议:

在不妨我尊严情况下,拟多线运用关系,设法争取刘逆(刘宜良)归正。

然而刘宜良并未停笔,继续在左派报章抨击国民党政府,使得1978年后“国安局”逐渐对争取刘失去兴趣,最终导致台国防部情报局(今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吸收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居中协助、联系,指使竹联帮成员专程赴美,于1984年10月15日枪杀刘宜良

1984年10月23日,蒋经国致电宋美龄首次提及刘宜良被刺,蒋经国称:“刘近自云南返美,准备写作龙云传之际,忽遇刺,闻且有意排除财杀、情杀成分,此显系共匪嫁祸伎俩,与陈文成案同一手法”,当外界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经国坚称真相“终必大白”,江南案是中共炮制、想要嫁祸给国民党政府。但到了翌年1月13日,蒋发电给宋美龄时却改称:“汪希苓亦被株连,实令人骇异痛心.......儿用人不当,致有此变故发生,实深内疚。”

吴俊莹表示,该案发生之后,除了情报局遭蒋经国下令改组、职权范围被限缩,与台湾情报系统贴近的蒋经国二子蒋孝武,亦被美、台媒体指为幕后黑手,让蒋经国于1985年多次向外宣示,未来台湾不再由蒋家统治,终结了蒋家人政治接班的可能性。不过,吴俊莹也强调,迄今该案最高层级只能追溯至汪希苓,与刘宜良相关的“三义专案”,以及台“国安局”主导“一清专案”(以打击竹联帮为主的扫黑行动)之行政作业文书,目前均未得见,也是本案失落的关键性环节,尚有待日后档案出土才得以厘清。

泰源事件亲历者 活着说出真相

至于亲历1970年“泰源事件”的蔡宽裕,由陈仪深执笔写成的《活着说出真相—蔡宽裕先生访谈录》,记录蔡宽裕于1950、1960年代两度因政治异议入狱,坐监长达13年,实际参与谋划“泰源事件”,成为“活着说出真相”的见证人。解严后,蔡宽裕积极推动政治受难者平反运动,又为台湾“转型正义”立法努力奔走。该书不仅记述戒严时期台湾政治受难者的斑斑血泪,也诉说台湾推动“转型正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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