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二八 蔡英文的两种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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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8日,蔡英文南下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74周年中枢纪念仪式”,谈话中她一面要求“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一面却又强调“我们要团结、要努力,继续定义出我们自己的历史”。“历史”在其口中,彷佛一下子是客观存在、一下子又是主观建构,她更以近乎命令式地口吻说“雄中的老师和学生,都要记得校园里红楼墙上弹孔的由来”。

蔡英文赴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前广场出席二二八事件74周年仪式,致词中她提到,事件后已经离开的人无法说话,还在的人,变成不敢说话。(中央社)

单看蔡英文这次的谈话,其实不能完整拼凑出她对于历史的观点,如果再对比其他类似重要政军事件的相关谈话,则可以看出,虽然在二二八事件、军人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八二三金门炮战、古宁头战役纪念日上,蔡英文虽然都用“民主自由”穿插其间,但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她唯独对二二八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历史现场”与“转型正义”。

如此一来,同样是缅怀历史,蔡英文却明显拉出两种历史观。对她而言,抗战胜利、古宁头战役、八二三炮战,都值得纪念、甚至她还特意乘机飞往金门发表谈话,但是纪念的内容却不是“历史现场”、甚至连“先贤先烈”都不是重点,其谈话内容反而处处满布着对当前两岸关系“不屈不挠”的心理投射,这可称为第一种史观,也就是“抗中史观”。

那为什么在二二八事件就偏偏要强调“回忆”?即使蔡英文表示“在今天的民主台湾,军事镇压、或是国家暴力无端的逮捕和杀害,都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她仍然着重提点“二二八事件、清乡、白色恐怖和威权阴影”,“是生活在台湾的每个族群、每个地方的人们最伤痛的回忆”,这“最伤痛的回忆”,点出了第二种史观,可称为“伤痛史观”。

在“抗中”、“伤痛”两种史观的驱策下,有没有历史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纪念历史”;而如何纪念,则又是依当权者的好恶对历史片段进行撷取。例如,1930年雾社事件是台湾童叟皆知的原住民抗日事迹,马英九执政时适逢事件80周年、85周年,他都亲临南投雾社事件纪念公园致祭,但在2020年事件90周年时,自豪有原住民血统的蔡英文仅派出原民会主委代表参加。

前次蔡英文去雾社事件纪念公园,是远在2011年8月的竞选行程,当时她主要是痛批马英九在原乡的施政造成原住民权利受损,谴责日本殖民者对雾社的暴行则只有寥寥数句。2016年上任后,她推动“转型正义”也只把起算时间拉到1945年台湾光复而已,因此,发生在1930年的雾社事件就不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值得一再回忆。2018年甚至曾发生台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投入755万元新台币招标,以公共艺术纪念雾社事件中血洗抗日原住民的日本陆军第八飞行联队,这种匪夷所思的疏漏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一直强调“历史真相”的蔡英文政府手里。

台立法院长游锡堃(右)1月23日称,中华文明事实上是东亚文明,这是学术名词,唐诗宋词都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不一定说念汉诗就会变中国人。(台湾立法院)

选择历史事件来纪念本就是执政者的权力,但是无视、扭曲乃至于重制历史,就嫌过分了。不仅纪念日军飞行队,我们还能看到,在蔡英文治下,堂堂立法院长游锡堃竟说出“因为(1902年后)用‘中华民族’,‘唐国’才变成唐朝、‘清国’才变成清朝”这种论述,对历史的高度扭曲与伪造,还包含德高望重的台湾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政,在2020年8月欢迎捷克参议院长来访时,他一席“400年前的台湾社会,还是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惊悚言论,震惊不少原住民。

所以,历史真相本身重要吗?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来说,更在乎的显然是史观,不仅谈重大历史事件必定提到民主自由,同时还要唤醒“抗中”、“伤痛”两种情感,彷佛民进党讲的台湾历史才是唯一真理;多次谈话累积下来,几乎已经是按表操课、成为其执政正当性的重要基础,就如同古代执政者总是说“我朝自太祖开国以来”。当历史记忆成为教条,吾人也很难预期,历史能被尊敬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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