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听见台湾》导演崔永徽 纪录作曲大师与台湾“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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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纪录片《听见台湾》上映,内容讲述中国大陆知名作曲家鲍元恺在台湾的11年间如何聆听台湾的声音,将这些饱含宗教、文化、意象、风土人情的元素幻化成一篇又一篇的乐章,最后集合成交响乐曲《台湾音画》,拍摄地点横跨两岸历时八年。鲍元恺以《炎黄风情》享誉国际,而在台湾的经历成为他创作时的滋养,他的《台湾音画》结合南管北管、原住民音乐等,结合庙会信仰、自然景观,谱写出包括〈龙山晚钟〉、〈玉山日出〉、〈泰雅情歌〉等篇章,体现他对台湾文化和音乐细微的观察以及热爱。

纪录片前段用《台湾音画》中的乐章串起,在聆听交响乐的乐章时,进入鲍元恺的创作故事以及在台湾采集民间乐曲的经历,而后段则是更深入地认识鲍元恺的成长过程和音乐旅程,1944年出生于北京的鲍元恺今年已经77岁,但对于音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而这份热情、对待音乐的执着以及鲍元恺的个人魅力,促使导演崔永徽决定拍摄《台湾音画》。

音乐纪录片《听见台湾》导演崔永徽(右4)邀请15名视障朋友担任台北特映会嘉宾。 (中央社)

两岸关系冷 网络空间会否不利宣传

近年两岸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关系趋冷,许多讲述两岸交流或诉诸“中华”、“民族”的片子会被挂上“统战”的帽子,会不会因此影响片子的宣传、有没有“不逢时”的感慨?

对此,崔永徽回应提到,在2018年《只有大海知道》上映结束后,她就开始着手准备《听见台湾》的发行,可是直到2019年才找到对这件事情有兴趣而且能够欣赏这部片的发行商。而后2020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才会拖到2021年。“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因素,加上纪录片、交响乐跟音乐家这三个因素加起来本来宣传难度就比较大,倒不是因为政治的关系。”

但崔永徽提到,如果要说差别的话,他认为现在会多了一层质疑说“为什么你要拍一个中国大陆的音乐家,会多了一些被质疑动机的声音。”而从募资平台啧啧《听见台湾》成功募到超过目标的金额(目标新台币75万元,实际募款829,171元),再到上映后的回馈,都可以看出仍有许多支持的人。崔永徽提到,虽然还是有一些网络酸民,但她认为这是极少数。“大部分理性的人都还是从理性的人在看片子,不会去连结到甚么更奇怪的政治议题。”

结一段“音缘”

导演崔永徽过去以拍摄纪录片闻名,而她以兰屿为背景的首部剧情长片《只有大海知道》更让她备受称誉,擅长用影像记录刻画台湾的人文和自然风光。2012年崔永徽因帮忙制作交响乐〈台湾音画〉影音光碟,而结识鲍元恺。崔永徽提到,“除对其音乐成就感到震撼,更被其谦和、亲切与真诚的个性大为感动。”

因此她决定趁鲍元恺2013年为摄制《台湾音画》演奏会重返台湾时,另增一组摄影机跟拍,这些影像就成为电影《听见台湾》的素材。

“教育”跟崔永徽似乎很有缘份,纪录国文课老师与学生互动的记录片《谢锦》以及讲述年轻老师到兰屿工作的《只有大海知道》都在思索教育以及文化传承。而崔永徽在提到鲍元恺吸引她之处时,也是认为鲍元恺从一介音乐白丁到成为一代大师的学习历程很传奇。此外,鲍元恺传授及教育后辈的风范也令她钦佩。电影中也穿插鲍元恺与学生聊音乐、教导学生的画面,在崔永徽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文化透过“人”的传承以及思考“教育”的意义。

音乐纪录片《听见台湾》纪录音乐大师鲍元恺(右),鲍元恺与台湾音乐家黄辅棠(左)为知心好友,两人交情逾30年,黄辅棠曾建议鲍元恺修改交响乐章,鲍元恺也乐于接受,成就一段佳话。 (中央社)

从台湾到大陆

纪录鲍老师的音乐创作,但是选择的非名气更大的《炎黄风情》而是《台湾音画》,崔永徽提到,因为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对《台湾音画》一定更有共鸣。

崔永徽表示,“《台湾音画》是最适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导演来寄托我的观点的素材。因为很多音乐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像宜兰童谣《丢丢铜仔》、《天黑黑》,《丢丢铜仔》是几乎台湾每个小朋友都会唱,儿歌选集里面则一定会出现《天黑黑》,很亲切。另外像是《恒春乡愁》乐章里面《思想起》,也是我们从小就会唱的,七零年代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郑怡,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月琴》,就是在讲《思想起》和老歌手陈达的故事。”

纪录鲍老师的台湾之旅,也是崔永徽的音乐时光机。崔永徽分享,“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跟在阿公阿嬷看电视歌仔戏长大,歌仔戏的曲调我们也都很熟、很亲切,但像《鹿港庙会》里面有歌仔戏的曲调也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

崔永徽提到,这么亲切熟悉的曲调,当它变成交响乐的时候,完全赋予它新的生命,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气质。“这就是鲍元恺很厉害的地方,他可以把这些很民间的音乐素材,做得真的是很气度恢弘,不会走钟。他把整个格调都提升得很高,但是原汁原味又保存保留得非常道地。”

从乐章到个人

《听见台湾》一开始先跟随鲍元恺以他的足迹带出他写作〈台湾音画〉八篇乐章的灵感,也描述鲍元恺的随和与亲民,与包子店老板的谈天、在原住民部落和小孩一起打鼓,而后在慷慨激昂的乐声结束后,开始平静地聚焦在鲍元恺的成长历程,观众跟着镜头走访鲍元恺出生的北京丶教书的厦门。这样的转变有观众觉得突兀,也有人认为这是鲜明地以前半部台湾、后半部中国大陆做切割。对此,崔永徽认为,并不是前半段台湾、后半段大陆这样子壁垒分明,而是从作品出发,后半段我就回到人物的自身。

“我当时在衔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过其他的转场方式。可是我后来自己还蛮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方式:因为最后一个乐章非常的澎湃,音乐到了高潮刹那之间瞬间收掉,一切回归到很安静的状态,而后就看到这个作曲家回复到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走在一个北京的老胡同上面,去回到他的一开始,他的根,他的故乡。”

崔永徽认为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作品跟作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作者的性格特质、内涵都会反映在作品的上面,所以作品可以看到作者,作者的生命史又可以印证作品的样貌。但即使这样处理,但前半段讲述《台湾音画》时,也会穿插一些人物的东西;后半段虽然是在讲他的人生、生命史,可是还是会穿插一点创作的东西在里头。“其实我觉得作品里面也看得到人物,人物生命史这一块里面还是有创作也有音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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