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论坛】中共百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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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共建党百年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崛起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带给台湾什么机遇与挑战?《多维TW》3月18日与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财团法人促进中国现代化学术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共百年与百年变局”论坛,共同探讨此攸关世界变化与台湾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论坛邀请铭传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富源担任主持人,《多维TW》总策划于品海与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担任主讲人,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与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担任与谈人。

台湾铭传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富源表示,他近来读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谈小国如何在大国旁求取生存之道的著作时很有感触。他认为台湾应认识到其在百年变局下所处的位置。(吴逸骅/多维新闻)

中国崛起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10年前中华民国成立;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美国在一战后取得“国际地位”;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1922年苏联成立。接着,1945年二战结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支持一个分裂的中国。再下来,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GDP在2000年超越意大利,2010年超越日本,2018年超越整个欧元区,到今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什么是“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于品海认为这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说法,也是政治性的一个说法,更是过去几百年来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

于品海概述了过去这百年来世界的变化,他指出,世界格局基本上是经过三个阶段,以欧美为中心的第一个阶段,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到过去大概10年左右是以中美为中心的第三个阶段。

于品海表示,从几年前开始,中国在经济、科技、治理方面的实力展现(例如5G、太空计划、最大的工业生产国、贸易国、外汇储备国、消费国等),都让所谓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其单一政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优势开始被提及和关注。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的防控表现,为疫后唯一有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巩固了制度优势的说法。

他认为,这种制度优势能否持续,成为了真正的制度挑战,甚至是对欧美过去两三百年制度绝对领导地位的挑战。这将会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命题,也是“百年未遇大变局”里面的一个中心话题。

中共百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般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否将超越美国、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是人们观察世界变局的重要指标。另外,人们也在预测会不会发生一次中美战争,中国能否打赢美国。然而对于提出“百年未遇大变局”概念的中共而言,变化究竟代表着什么?中共对于变局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很容易表述的问题”,于品海指出,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它宣布中国要走向一个新的时代。2020年中国已消灭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左右,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是百年大变局的表象,也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动能来源。

《多维TW》总策划于品海指出,习近平最近开始重提邓小平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曾说过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将是中共治理的主要发展目标。(吴逸骅/多维新闻)

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字”:现代化治理

于品海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学数据的问题,是一个军事、政治、财富的概念,但它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中共如何走向这么一个位置?而中共所走的路线显然跟西方很不一样。一个不一样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跟西方以自由经济为主,以资本主义为主的发展模式很不一样。另一个以往较少被注意,但最近这一年多开始注意到的,就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跟西方很不一样。

于品海说,像是台湾很容易讲自己是以“民主自由”来发展社会,这一点跟欧美很相似。但中国并不是走这条道路,强调的是“现代化治理”这个概念。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是依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说法,“我们都会把它说成是‘第五个现代化’。”

于品海认为现代化治理就是中共应对百年未遇大变局,“一个最关键的手段,也是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手段。”具体来说,整个治理的大逻辑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技强国,一个方面是制造业强国,第三个方面是国内国外双循环,第四个方面是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变局

此外,于品海指出,中共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显然是跟世界、外交、国际关系相关的说法。在十九大的报告、十四五规划当中,中共都强烈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一带一路”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具体表现。把新冠疫苗变成公共产品,也是这方面的意思。所以对中共来讲,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从内部是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在国际世界上它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推动变局。

对于未来的大变局,于品海提出其观察与预测,他认为有别过往的世界变局,“经济很可能是它的主战场,而不是军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制造业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能不能够重新对过去40年来,受金融化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美国已意识到金融化对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危害,而当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依靠科技不断提升它工业品质和生产效率的,是中国,不再是美国,这一点上也成为美国现在最顾虑的地方。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指出中国蜕变的内生动力,来自于中共能反思百年来中外的历史教训,也能掌握新知,亦有组织社会求变的能力。(吴逸骅/多维新闻)

中共凭什么应对变局?

杨开煌表示,不同于19世纪末洋务运动重臣李鸿章是“外因迫使”,为追赶西方而提出“三千年未有变局”的感概与无奈。今天习近平谈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一种自信,来自于“内因驱使”,“中国本身就是自变项”,中共有把握认识变局,经济体量也让它有能力引导变局。当中国成为百年变局的“自变项”,它的目标是小康、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中国蜕变的“内生动力”是什么?中共对于把握百年变局的自信从何而来?杨开煌认为,有三原因,一是“经验力”,中共能从中国近百年屈辱的历史中学到教训,并把它“社会化”为全民、整个民族的“求变基因”;苏联解体案例,也让中国警惕西方给定的演变道路。

二是“学习力”,中共非外界所想像的“反智”政党,而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使其能看准和抓住世局的变化与潮流,并走在前面。三是“组织力”,中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能把研发、制造与市场组织起来,也懂得组织人才。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认为,中共对于市场的调控能力,或是其经济能快速增长的制度优势。(吴逸骅/多维新闻)

“中国越强,挑战越大”,杨开煌表示,中国的崛起与它将面临的挑战成正比。因为中国挑战了西方发展的唯一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中国面对到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面对世界,唯一策略就是把“修昔底德陷阱”,转换成“金德柏格陷阱”,让多分享、多提供公共财成为比赛,使世界从极端转为和平。

张弘远则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表现注意到了这“百年未有之变局”,他认为中国最值得分享的经济发展经验就是国家性质的转换“从掠夺到发展”。

张弘远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违反市场比较利益优势的计划经济,忽略了经济的复杂性,但邓小平承认了经济的客观规律,参与了世界体系,让中国发生改变。此外,他认为中国经济有个“举国体制”的特色,就是政治调节能力能改变各省区的发展偏好,这是中国能抓住市场机遇,快速发展的力量与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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