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刘季伦:史家的职业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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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里,史家的责任,是为人类(理想上,不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特殊的民族;而是广义上的,对想象中的全人类的责任)去从事鉴往知来的工作。我们试图理解过去,并希望从过去的经验里,得到有益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借鉴。这是我对我们这个职业的理解。

本文脱稿于作者2021年1月11日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发表的退休演讲,从史学家与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涵与概念进行了全面反思。(Facebook@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如何面对人类历史的苦难

然而,在从事这个行业时,史家不得不去面对人类过往的、大量的苦难。黑格尔(G. W. F. Hegel)描写的感受,我想任何一位认真的史家,大概都有过:“不必有任何修辞上的夸张,种种难以承受的深沉苦难,压倒了最高贵的国家与最好的政体,乃至最高尚的个人。那些最可怕的图像,激起了最深刻和最绝望的悲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忍受着的精神折磨,既不能回避,又无可防御与逃遁。只能以此自解:除了发生过的事,别无其他可能;命当如此,即便有任何干预手段,都无法改变哪怕一丁点既定的命运。”

这正是我所谓的“史家的职业伤害”的一个明显案例。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并面对这些苦难呢?黑格尔问:“即便我们把历史视为各个民族的幸福、国家的智慧,乃至于个人的德性遭受屠戮的屠宰场,那个课题仍然无可回避地兴起:这些深重的苦难与牺牲,到底是依据什么原则?又将会导向何种目标?”〔注1〕

如果,这一切苦难,终将导向一场大团圆,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历史上一切的“恶”,都是“正在形成中的善”〔注2〕;那么,从长程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苦难最终都是走向大团圆的必要之恶;在现象层次上芸芸众生所受的灾殃,终究具备了超现象层次的合理性。

相信历史最终会有这么一场大团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注3〕。不论目前人类既存的各种社会,处在哪个阶段、或具有何种形态,但自由、民主已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百转千回,千里来龙,终将于此结穴。尽管福山作此语时,还有些故作姿态,以为在最后这个“历史的终结”里生活着的,会是尼采(F. Nietzsche)所谓的“末人”〔注4〕,或借用韦伯(Max Weber)的描写:“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肝的纵欲者”(“specialists without spirit, 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注5〕;他因此而生出了知识贵族式的多愁善感。但这仍然掩盖不住他对“现代性”前途的自信。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民主自由视为人类最终的归宿,这个信念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多维新闻)

不少人也将“现代性”的实现,当成历史理所当然的归宿;并以此自解,相信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意义。

我的老师钱新祖先生,曾经评论过作为一种目的论的“现代性”:“韦伯式近代化理论的历史观,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目的的,是purposive,是teleological,而主张这种史观的人士所说的purpose或telos,还不是什么别的purpose或telos 。他们所说的purpose或telos是我们近代人的近代化。如果我们的近代化成功,那就是前人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的近代化不成功,或有困难,那就是前人走错了或设想不周到。……这种以‘寻根式’的历史观来谈现代化,是以近代人的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历史观里,近代人的自我和价值观念享有一种特权的地位。”〔注6〕

考虑到我们自己是历史的产物,那么,是否应该给予自己的“自我和价值观念”以如此这般的“特权地位”,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在漫漫的历史长流里形成的我们的“自我与价值观念”,都具有一定的时空性;又凭什么拥有一个超越时空的“普世”特权呢?历史如果是卡尔(E. H. Carr)所言“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我们就不该以我们的特权,来压制古人的发言权。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而不是硬去要求他们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如同我们会将古人的思想相对化一般:我们也应该让我们自己的“自我和价值观念”相对化,“对话”只有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

“普世真理”也是历史的产物

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我们这些现代人,就会不自觉地以我们喜欢的自由、民主,当作先验的标准(Criteria of the A Priori)。顺带一提,这两者之间往往是不和谐的,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举证:以民主为理由,去限制苏格拉底的自由,甚至处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他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在面对任何一段历史时,就以我们喜欢的民主、自由,当作理所当然的判准,以评断这个时代的是非。好像该时代可以抽刀断水,脱离它的时代脉络,而以我们的是非为是非一样。

我们的这些信念,其实也是我们的时空条件所赋予我们的。福山将民主自由视为“历史的终结”,就是在苏联崩溃、冷战结束的历史脉络中出现的。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的产物。尽管我们往往自信于自己站在“普世真理”的这一边,但就连这样的信念,也还是历史的产物。

在历史的发展中观察自由民主的发展,将之“历史化”(historicise),我们会发现:被视为“普世价值”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的历史情境中才得以实现的。

据哈尔珀琳(Sandra Halperin)的研究,“在战争(指两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导致的社会变革消除了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遍及欧洲的复发性社会冲突产生的条件。因为世界性战争改变了欧洲阶级力量对比,国家可以把其经济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并追求一种更加平衡和更加以国内为导向的发展。”“在1945年后,欧洲享受着相对的和平,阶级冲突以及少数群体的冲突的数量在欧洲急剧下降,欧洲国家卷入战争的数量也是如此。”〔注7〕

皮凯提(Thomas Piketty)也指出:“1914至1945年动荡岁月之后分配不均的可观抑制”,造成了“欧洲在20世纪见证社会的全面转型:欧洲财富严重分配不均在一战前夕达到旧制度时期的水平,接着下滑到史无前例的低点,低到近半数人口都能取得一定分量的财富”。“这解释了欧洲为何在1945至1975年间经历一波积极向上的浪潮。人们以为资本主义的缺陷已被克服,分配不均与社会阶级对立已成过眼烟云。也难怪欧洲人难以接受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进步,竟然会在进入1980年后戛然而止,并且仍然寻思何时才有办法把资本主义的邪灵再度封印。”〔注8〕二战后欧洲各国内部的民主化,事实上是战争抑制了贫富不均乃至于“资本主义的邪灵”,将欧洲各国内部的阶级打平了的结果。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的《21世纪资本论》提醒读者,二战之后欧洲的“民主化”及其内部阶级的拉平,也可说是战争所带来的结果与效应。(Facebook@Thomas Piketty)

另外,据贾德(Tony Judt)的研究,二战后欧洲民主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大规模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欧洲是如何轻易就遗忘那些在欧洲的过去里死掉的‘非我族类者’。关于欧洲的稳定是如何倚赖斯大林(Joseph Stalin)、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成就这点,……这两位独裁者,在战时共犯的协助下,一起铲平了如灌木丛生的荒原般犬牙交错的民族组成,为战后那个较不复杂的新欧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14至1945年间,那个欧洲被砸得粉碎。而那个转眼之间于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欧洲,变得更为整齐,松脱的部份变少。因为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这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住在自己国家里,与自己同民族的人住在一块。二次大战后,有40年时间,欧洲东西两半的人民都住在自己民族的封闭国度里,周边为不同于己的民族所围绕,而国度里残存的宗教上或民族上的少数族群(例如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只占全人口的极小部份,且完全被整合进主流文化、政治里。”〔注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局结束以后,由美国、英国与苏联共同强制驱离定居在捷克、匈牙利与波兰的1,400多万名德语系居民(尽管他们的家族可能已经在这些地方居住了几个世纪),迫使他们迁移到废墟一片的德国。这些人中,多数是妇女与16岁以下的孩子。在天寒地冻中,由于虐待、饥饿与疾病,造成了约50万人的死亡。但这也许正是这一带后来能够避免一些种族冲突的原因。〔注10〕

还有,战争改变了男、女性人口的比例;战争时期,妇女进入工厂,接手原本属于男人的工作,也是不在话下的。欧洲战后妇女地位的提升,也与此有一定的关联。法国妇女在1944年得到了投票权,瑞士妇女则迟至1971年才获得投票权。由此看来,现在有些人相信是“普世价值”的一人一票选举制,在欧洲历史上,也都是相对晚近的事。

可说是两次大战造成的非预期结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战争抑制了贫富不均、是种族灭绝将民族组成“单一化”了,这些条件,才造成了战后“一人一票”民主制度的实现。

政治制度往往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要实现民主制度,并不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一种主观选择。正因为社会结构不以个人意志、乃至于集体意志为转移,所以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甚至集体能够随意选择的东西。

在我们把民主自由的发展“历史化” 后,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信念,也加以“历史化”:这些信念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意图把它们视为“历史的终结”,或所谓“普世价值”,就形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刻舟求剑一般,是把活的历史给限死了。历史从来不会遵循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前进,如福格森(Adam Fereguson, 1723-1816)所说的:历史“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从来不是人类计划的结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s, not of human design.”)〔注11〕

好的史家不会是单纯天真的人

当然,以上我简短说明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件发生过的历史现实、作为“实然”,并不见得可以由此而推导出“应然”的结论来。简言之,我们不能以曾经发生过“斯大林、希特勒……这两位独裁者,在战时共犯的协助下,一起铲平了如灌木丛生的荒原般犬牙交错的民族组成,为战后那个较不复杂的新欧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样的事,就主张我们也应该以“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来当作推行民主制度的前置作业。就此而言,台湾坊间常有的说法:“太平洋没有加盖”(所以不认同台独的,应该滚回中国去)的说法,在道义上当然是不应该的。尽管在欧洲历史上,在“数人头”之前,先发生了“砍人头”的事;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为了推行“数人头”的民主,就应该先去“砍人头”。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曾语出惊人表示:“嫌台湾不好,中国那么好,太平洋又没加盖,觉得中国好就游过去!”已成为台独主张者经常援引的“名言”之一。(中央社)

依循着“实然”并不意味着“应然”的讨论,我们更应该自问:为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实现,是不是值得掀起战火?或像英国一般,在1780年代进行“高地清洗行动”(Highland Clearance),以驱赶尚未盎格鲁化的苏格兰居民(至美洲)为代价,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从而加快了之后英国的民主发展?〔注12〕

如果我们珍视的民主自由,在现实上,是战争的偶然后果(我并不否认在此之前,关于民主自由的理论,乃至于仁人志士对此的追求,早有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少人会借此而编织成一套完整的故事链,从而忽略或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那么,在权衡利害得失后,这样的“现代性”,是否仍然值得我们追求?

至于自由,凡读过福柯(Michel Foucault)《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读者,在看到他分析“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是如何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孔里以后,也不会再那么天真地相信我们真的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里了。而这也让我们开始怀疑“现代性”是一种解放这种承诺,还是只是另一种更加精细、也更加自欺欺人的宰制型态?

如果恶行竟可以带来善果,或者倒过来,善行也可能会引来恶果,我们又如何理解历史上善恶报应的原则? 韦伯就有以下的思考:“神义论的古老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一个据说既无所不能而又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居然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全能和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生命遵循的乃是完全另外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连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是魔神所统治的,知道卷入政治的人,就是取权力和武力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缔结了协议,知道就这类人的行动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对不是实情; 反之,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个幼童。”〔注13〕这个世界,在伦理上,是非理性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对不是事实。好的史家,决不会是单纯天真的人,正是由这这样的体悟造成的。

在这段历史发展里死去的人们,比如说:欧洲历史上在“数人头”之前先被砍了人头的人们,就算死后有知,知道由于他们的死,造就了欧洲各国内部人口的“单一化”,而这又是后来民主发展的条件之一;这样的事后之知,就因此而可以让他们含笑九泉了吗?而这又算是什么救赎之道呢?

在历史的脉络里观察民主的发展(“历史化”),而不是在抽象的理念中想象民主,我们就可以发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解决所有认同的问题。

就在法国妇女得到了她们的投票权,法国“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建立了以后,1945年的5月份,就发生了关涉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是否能够独立的一场运动。而后果就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与盖尔玛发生了一场大屠杀(Sétif and Guelma massacre),死亡人数估计为6,000到3万人之间。

可见民主化了的法国,不见得能够接受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而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殖民地,也不见得会因为法国为民主国家,而放弃了对独立的追求。

殖民地:现代性另一个阴暗面

这里我们又触及了现代性的另一个阴暗面:为什么殖民地会存在?为什么许多追求现代性的国家,都曾经争先恐后去抢占殖民地?当今世界上所有较为发达的富国(现代国家,西欧、日本等等),为何都曾经是,或仍然是推动直接、间接殖民的帝国?又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的穷国(前现代的国家,如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某些地方),都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被殖民岁月?又是什么造成了富国与穷国的区别?

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清楚点出了原因:“百年前的‘白种’ 澳大利亚人,曾对这国家的原始居民——澳大利亚土著,犯下了极不公平事迹;白种欧洲殖民者践踏原始居民的灿烂文化,已经超过了两世纪;由于数世纪以来的暴力、窃盗与羞辱,原始居民至今仍居住在非常贫穷的环境里。”〔注14〕眼前世界的分配不公,正是殖民的直接后果。

自从1770年英国船长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年)登陆澳大利亚以后,陆续涌来的白人殖民者便造成当地土著民族的苦难,令受尽白人疾病与武器威胁的土著几乎濒临灭绝。(Getty)

这一切又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不得不谈谈被视为“现代性”的另一成就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第一个后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土上,拥有足够完整的资源链(各式金属、稀土、石化原料等等),以供应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寻求工业化的国家,首先发现的就是:在工业资源上,他们无法自给自足。所以他们势必得到世界各地去寻找资源。麦唐诺(James Macdonald)指出:“英国已经发现:一国的经济愈发达,愈无法自给自足,愈需要依赖开发较少的国家来互补以维持成长,所以帝国免不了会想要掌控这些开发较少的地区。这些殖民地有三种功能:原料的生产出者,制成品的消费者,宗主国移民的目的地。”“工业革命把世界分成制造国和原料国,显然只有前者得到真正的财富和权力。”“从全球取得最多的物质和粮食,制造最多的东西,销售最多的产品和织物到海外的国家,肯定是,也将会是世界的强权。”〔注15〕

当各个工业国争相工业化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抢夺乃至于掌控工业化所需原料的产地,也就是殖民地。列宁(Vladimir Lenin)点明了这一点:“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拚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注16〕

殖民并不始于工业化,但工业化却使得争夺殖民地变得更加必要。但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足以满足所有追求工业化国家的贪欲。到了1914年,欧洲已经占领了全球84%的领地。后进的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继续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就只好去抢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了。美西战争就是一例。此后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是这一类型的战争。

被先进工业国宰割的后进国家

韦伯曾经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与基督新教伦理,两者间具有一种“选择的亲近性”(“elective affinity”);工业资本主义因此而起源于新教国家。许多研究者,受到韦伯论点的启发,也争先恐后去寻找自己的传统中是否存在着可以与新教伦理相提并论的“ethos”(“心原力”)。

对史家而言,这样的讨论当然重要,但对于后进的追求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却未必具有太大的意义。工业国以工业化体系制造大量的热兵器以后,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进行“降维打击”,以洗劫尚未工业化、只拥有冷兵器的国家(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典型的例子)。任何一个能够体察现实的国家,都知道工业化是在这个“当今争于力气”的时代的起码图存之道。姑且作个比喻:工业国是肉食动物;未能工业化的国家,就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草食动物。对于后进工业国而言,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先发于哪个国家”这样的学术课题,而是:在大部分工业资源,早已经被已开发国家垄断的时代,后进的追求工业化的我国,如何才能找到足够的工业资源,以进行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业化?而这种追求,还是在各国竞逐的棋局里发生的。在各国寻求发展工业的原料的同时,阻挠敌国工业发展的最佳手段,就是不让他国得到如石油之类的关键原料。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全面封锁与禁运〔注17〕,事实上决定了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大跃进”的发生,必须置放于这样的历史脉络里,才能明白其不得已处。

关于这个问题,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有非常精到的洞识:

“我们很容易指出:有一些因素对于我们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却未必能够受益于这类条件。这些因素,在我们的过去,与他们的现在之间,是不对称的。 ”

“最重要也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殖民。殖民对于西方的发达(development),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众说纷纭。麻烦也在这里:没有人真正知道:是什么因素让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发展起来的。”

“具体而言,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在殖民时代大行其道的种族优越感,给了欧洲人压倒一切的自信,而这对于我们的发展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又如何测量?而这样的自信,是不是会比韦伯强调的新教精神,要更为重要?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要提醒我们:这类问题牵涉了多少极难处理的困难。”

“要估算殖民对于我们欧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且让我们想象有那么一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一样,只除了在那个世界里,只有一个欧洲大陆。所以,在那个世界里,就不会有奴隶贸易,没有美洲,也没有殖民扩张,没有移民的廉价劳动力,没有中东的石油,也没有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谁能确定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如果这样的问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殖民主义对我们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年欧洲人口过剩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把人口移往世界上其他地方。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欧洲,而没有其他地方,这就不可能做到了。当年还有些欧洲人,深信移民是解决社会动荡与革命的不二法门。这也让欧洲不必像现在的一些穷国一样,使用‘违反人权’的手段,来镇压革命与动荡。”

“当第三世界的国家人口爆炸、引发危机时,他们能把过剩人口送到哪儿去呢?当然,可以送到欧洲我们的国家来。但他们只能从事最底层、收入最少的工作。这可跟当年的欧洲人跑到罗德西亚去,占领所有能够在一天之内跑马圈地而得到的土地,大相径庭了。”

“去想想许多不同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不免震惊于因此而滋生的大量苦难。只有最先开始这些发展的国家,拥有一些手段,可以免于后发国家会遭到的苦难。首先工业化的英国,征服了许多地方,并从中获得原料、市场,以及可以转移人口压力的空间,以建立一个大帝国。其他后发的欧洲国家,也步武英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去征服、瓜分殖民地,并造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大量苦难。”

“在第二波工业化的过程里,美国、德国、日本,都利用保护主义来培养自己国内的工业。 ”

“美国受惠于以原住民人口的灭绝为代价的、不断的领土扩张。美国并以针对拉丁美洲的门户关闭政策,与针对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夺取远超过其实际控制的殖民地上所能获取的利益。”

“德国、日本两国,为了赶超大西洋列强,而去夺取列强的殖民地,正是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主因。”

“苏联由于没有可供剥削的热带殖民地,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剥削的是自己的人民。 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很容易说些风凉话,指责苏联的做法。因为他们可以取苏联的经验,以与他们自己国内同时的经验做对照;而不必去理会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是如何牺牲掉他们自己的殖民地的。”

“中国近来的发展,也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在更大的规模上,重蹈狄更斯时代的英国经验:对于工人的无耻剥削、童工、农民阶级的瓦解等等。西方人往往指控中国的这些恶行。可是你要他们怎么办?来殖民我们吗?”〔注18〕

依他的看法,“殖民时代大行其道的种族优越感,给了欧洲人压倒一切的自信”,对欧洲的发展而言,很可能要比“韦伯强调的新教精神”更为关键。尽管他仍作疑似之词,但这仍然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要课题。

“文明”与“野蛮”的辩证

正是那种强大的种族优越感,才促使那些殖民者,在对殖民地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同时,还能够心安理得。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美国的白人能够亏待黑人的心理因素:“我们可以很容易察觉这些可怜人(作者按:指黑人)的命运并没有感动他们的主人的怜悯之心,这些主人认为买卖奴隶不仅是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一种制度,而且是并不影响到他们本身的一种罪恶。”他指出,人类只能同情与自己平等的人:“是以同一个人对和他地位平等的人极为仁爱,但是地位的平等一旦不存在,他便不再感觉到他们的痛苦,是以他的温和态度是地位的平等所造成的,而不是文明与教育造成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国家的层面上:“每个国家一旦有了它独特的意见、信仰、法律和风俗,它便自认是整个人类,只感觉到它自己的悲哀,对别的国家便丝毫无动于衷。要是两个国家都受这种情绪激动而相残,那么战况一定十分残酷。”〔注19〕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在剥削、杀戮“有色人种”之前,必须先在心理上贬低他们。在整套贬低他人的行径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人类动物园”(Human Zoos)了。西方人将“有色人种”置放于动物园里展示。最后一座人类动物园,直到1958年,才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结束。

台湾原住民曾被日本殖民者作为落后的“土人”,送到日本的博览会“展出”。(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事实上,台湾也曾经卷入了这段“人类动物园”的历史。据贾忠伟先生的研究,1910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日英博览会”(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排湾族(男21人、女3人,来自屏东高士佛等八社)放置于“福尔摩沙土著村”内供人参观展示(“居住展演”)。 而更早之前在1903年的大阪博览会(即“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The 5th National Industrial Exposition)中所设立的学术人类馆当中就已经展出了几种被日本人视为落伍的“劣等民族”。展览之初原本日本计划雇请──中国、台湾原住民、朝鲜、北海道爱奴族、琉球、印度、爪哇等七种“落后”的人种民族(土人)来当成展览品供人参观,但经中国留学生与大阪中国商务团体、朝鲜人的抗议,最终日本方面答应撤销中国与朝鲜两个展览(演)项目。其他民族则是依照原有的规划在会场中展出,在展览中现场的解说员在对参观者解说时,均直呼这些参展的人为“东西”,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人类看待。〔注20〕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也许要比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更为关键。

从殖民地剥削而来的财富,源源不绝地流向殖民母国。工业化给殖民母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它的另一面,则是殖民地的十室九空。霍恩(Gerald Horne)的书中指出:“中国、印度、南海以及非洲全境庞大的人类劳工,人类的绝大多数,现代历史的基石,十分沉重地压在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的身上。”黑人和亚洲人分享了共同的命运,两者都“因种族及肤色而遭到鄙夷、排斥、获得的薪酬不足以应付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受驱使、殴打、囚禁、奴役。这些虽然都无人明言,但却实际存在。”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构成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纽约乃至里约热内卢等世界强权的基础,这些强权也借助这些财富来主掌全球并以武力展现他们的自大。”〔注21〕

只要把这整个掠夺的过程,视为是“文明”扩展的过程 ,殖民者便心安理得了:“欧洲人觊觎非洲的黄金和奴隶。但同时,他们也希望奴隶们为他们树立铜像,以感念他们为奴隶做过的一些好事。精力旺盛、头脑灵活的欧洲人,处于权力巅峰,自然能够同时表现欧洲文明的两面。于是,他们得到了奴隶和黄金,也得到了雕像。”〔注22〕

史家在面对这样的史实时,不免开始质疑所谓的“文明”了。一般而言,比利时人被视为是“文明”的代表,而刚果则被视为是“野蛮”的代表。但只要考虑到比利时在刚果殖民的时期,强迫黑人无偿地为白人收割橡胶,如若不从,就杀戮黑人(并必须交出死者的右手,以估算死亡人数);20年之内,就使得刚果的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了1,500万。〔注23〕我们如何还能承认双方的差别,是比利时的“文明”与刚果的“野蛮”之间的差别呢?如果真有这种区别,那么,也许比利时才该被视为野蛮,而刚果反而应该被视为文明;刚果起码没有到比利时去杀人放火吧?

日本的冈仓天心,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一般的西方人总是志得意满,茶仪在他们眼中,只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用来建构他心目中的东方,是多么诡异与幼稚。当日本沉浸于优雅和平的技艺时,他们一贯视日本为蛮夷之邦:一直到日本在满洲战场杀害了无数生灵,才改口称日本是文明国家。西方世界近来对日本的兴趣,也只是针对‘武士道’——这项让日本军士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很少注意到深深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如果必须要借由战争的凶光,才能被视为文明,那我们乐于永远野蛮。如果终有一天,我们的技艺与理念将受到应得的尊敬,我们也乐于继续等待。” 〔注24〕

这样的所谓“文明”,是剥削、是杀戮、是谋财害命,是“死的艺术”。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所谓“文明”与“野蛮”之别,我们总应该怀着深刻的警惕:我们不该蹈袭着这样的偏见,而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当我们借助于“文明/野蛮”这套二元架构来思考时,我们就有可能不自觉地肯定了这种谋财害命的行为。我们必须反省这整套思维模式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文明”,固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我们也决不该给他们 树立雕像。作为史家,我们还应该把过去那些惨酷的历史,源源本本记下来。我们应该直接反抗这样的“文明”观。

作为殖民的后遗症,最让人不忍的,是被殖民者接受了整套殖民体制的“殖民心态”(colonial mentality),他们认同了殖民者是高级的文明;相形之下,自己的民族则是卑微的、下贱的,所谓“污名化的认同”(stigmatized indentity)。在台湾的某些人身上,还看得到的那种对于日本乃至于美国的崇拜(毕竟美国在二战中打败了日本),必定伴随着对自己文明的自轻自贱。他们相信自己因为被殖民过,所以相较于未被殖民过的同胞为高级。这是日本殖民者贬低台湾的被殖民者为“支那猪”(见杨逵的纪实小说《送报夫》)的后遗症。这些殖民的受害者,居然会以同样的贱称,来诟辱自己的民族,并想方设法与之划清界限。

我们赖以活下去的应该是勇气

史学作为一种解释过去人类活动的学问,史家是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帮凶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那部小说里说过的话:“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Those who control the present, control the past. and those who control the past control the future.”),迫使史家必须面对自己的工作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洛温(James Loewen)写过一本书:《老师的谎言》( Lies My Teacher Told Me)清醒道出了这一点。

在“现代性”席卷整个世界的时代,许多人将历史视为一种无穷进步的过程。在以怜悯的态度,回顾自己的祖先的同时,又以欣羡的心情,想象着自己未来的子孙。然而,综合以上所论,我们并没有必要,把生活在现代,视为是一件幸事。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又无从逃避而已。

在眼前这个世界史的节点上,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也指出了:“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点类似1980年代的苏联精英份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了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临,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往世界末日步步逼进。”〔注25〕

皮凯提所谓“资本主义的邪灵”再度出现,贫富不均再度越演越烈;交通的便利,又使得许多具有不同认同的人口重新住在一起。二战以后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这必然会挑战冷战结束以后的秩序。

没有未来光明的保证,也没有什么指南的蓝图。我们仍然在一个严峻、冷酷, 也往往是陌生的世界里奔走营生。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真、努力去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台湾历史学者刘季伦总结其毕生投入史学研究的心得,指出在人类的苦难面前,相较于希望,我们更需要靠着勇气赖以活下去。(許陳品/多维新闻)

史家的“职业伤害”,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怀疑,是对人类苦难的体认与无奈,是对人类未来的难以乐观。我们赖以活下去的,不见得是希望,而应该是勇气。“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说过:“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注26〕

思来想去,我也并没有什么药方,来治疗这样的“职业伤害”。无如,则以王船山的一阕词《玉连环》,聊堪慰人:

生缘何在,被无情造化,推移万态;纵尽力难与分疏,更有何闲心为之偢睬?百计思量,且交付天风吹籁。到鸿沟割后,楚汉局终,谁为疆界?

长空一丝烟霭,任翩翩蜨翅,泠泠花外。笑万岁顷刻成虚,将鸠莺鲲鹏随机支配。回首江南,见烂漫春光如海,向人间到处逍遥,沧桑不改。

〔注1〕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1. 中文由作者自译。

〔注2〕William James著,蔡宜佳、刘宏信译:《宗教经验的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台北:立绪出版社,2001),页107。

〔注3〕弗朗西斯.福山著,李永炽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3)。

〔注4〕尼采著,钱春绮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北京:三联书店,2007),页13。

〔注5〕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一节,“specialists without spirit , 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

〔注6〕钱新祖,《思想与文化论集》,页13。

〔注7〕见哈尔柏琳(Sandra Halperin)著,唐皇凤、武小凯译:《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War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urope: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visited)(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317-318。

〔注8〕托马.皮凯提(Thomas Piketty)著,詹文硕、陈以礼译:《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台北:卫城出版,2014),页347-348。

〔注9〕Tony Judt,《战后欧洲六十年》(台北:左岸文化,2016),卷一,页34。

〔注10〕 参看R. M.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pp. 1-6.。有人主张:把这些德语民族驱离,是避免灭绝(“extermination”)他们的必要手段; 换言之,这种驱逐,是一种相对文明的手段。此人主张:“如果我们因为如此文明,而遭受惩罚,那是很令人遗憾的。”(“It would be a pity if we were penalized for being civilized.”)。见pp. 364-365。又,Benjamin Schwarz认为这种行为,现在(21世纪初)就叫做“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见此书的封面引文。另外Michael Mann写了一部书: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专门讨论这类问题,可以参看。

〔注11〕Adam Fere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19.

〔注12〕梁柏力:《被误解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页177。

〔注13〕韦伯著,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页230-231。

〔注14〕Yanis Varoufakis著,黄书仪译:《爸爸寄来的经济学情书》(台北:大写出版,2020),页15。

〔注15〕James Macdonald著,洪慧芳译:《大国的不安》(台北:如果出版,2016),页57。

〔注16〕列宁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页72。

〔注17〕见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编译:《麦帅证词》(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页188、页200、页272。

〔注18〕Jean Bricmont, Humanitarian Imperialism: Using Human Rights to Sell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 pp.73-75, pp.80-81. 中文由作者自译。

〔注19〕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李宜培、汤新楣合译:《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香港:今日世界社,1968),下卷,页158。

〔注20〕网络数据,见 https://www.storm.mg/article/586691。上网时间:2021年2月28日10时2分。

〔注21〕Gerald Horne著,梁东屏译:《种族战争》(Race War)(台北:远足文化,2017),页14。

〔注22〕V. S. Naipaul著,孟祥森译: 《大河湾》 (A Bend in the River)(台北:天下文化,2002),页20-21。

〔注23〕Mark Twain, King Leopold's Soliloqu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2014), p.55.

〔注24〕冈仓天心著,林国裕译:《茶之书》(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18),页32。

〔注25〕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译:《21世纪的21堂课》(台北: 天下文化,2018),页17-18。Harari当然还是肯定那套自由主义的理念的,我则没有那么乐观。

〔注26〕汤穆金斯(Calvin Tomkins)著,叶苍译:《贺佛尔传》,(Eric Hoffer: An American Odyssey)(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页13。

(本文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

【上文出自第65期《多维TW》(2021年4月1日)名家栏目文章《史家的职业伤害》。如欲阅读更多文章,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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