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二二八历史伤痛 台湾应超越族群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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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74周年,事件受难者遗族于当地时间4月8日在台北市“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行追思会和座谈,包括二二八事件“密裁”(秘密处决)受难者廖进平、王添灯、徐征的遗族,以及著有《究竟二二八》的台湾史研究者张若彤都出席了这场活动,他们呼吁各界重视二二八事件中的“外省籍受难者”,给予其应得的国家赔偿,才能搬开“阻碍台湾族群和谐的大石头”。

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前馆长廖继斌表示,外省受难者是二二八事件中缺失的拼图。(张智琦/多维新闻)

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前馆长廖继斌、台湾史研究者张若彤共同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讲题为《促进族群和谐的关键一步──让我们一同关心二二八事件中那些“无辜的外省籍受难者”》。他们指出,二二八事件爆发时因民众动乱,有一些“无辜的外省籍受难者”遭到民众牵连打死,但这些人因为不是台湾政府公权力所侵害的对象,不符合二二八事件赔偿规定,多年来遗族申请赔偿都被驳回,呼吁台湾政府加以处理,纳入赔偿。

廖继斌说,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少了“最后一块拼图”,亦即受难者除了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不应该缺少对后者的赔偿。他直言,“这是阻碍族群和谐的大石头”,呼吁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和政府搬开这个大石,让外省籍受难者得到赔偿。

台湾史研究者张若彤表示,二二八事件当时许多外省人遭到民众打杀,台湾政府却未予赔偿,应该用《国赔法》处理。(张智琦/多维新闻)

张若彤表示,二二八是“一个悲剧被扩大的结果”,当时许多外省人和保护外省人的人都被不明就理的民众攻击、打杀,但因为加害者是民间人士,台湾政府决议不做赔偿。他指出,其实台湾《国家赔偿法》有规定“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而使人民自由和权利受损害时,国家应予赔偿,而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政府同样怠忽职守、未能保护无辜外省民众,应该回归《国赔法》处理。

这场活动主办者为受难者廖进平、王添灯、徐征遗族,廖进平和王添灯都是二二八事件遭国民党政府杀害的本省籍受难者,徐征则是外省籍受难教师。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诉求呈现出“跨越省籍”的关怀,也肯认二二八事件的复杂性,不流于台湾主流论述将二二八事件一面倒地说成是“外省人/中国人”迫害“台湾人”的悲剧。

不过,台湾这类聚焦二二八事件时遭民众攻击的“外省受难者”的论述,其实也反映这些年来蓝绿对抗的背景。面对民进党年年操作二二八议题,将其诠释为“台湾人的悲情”和“反国民党”的利器,蓝营支持者和外省民众从过去的“哑巴吃黄莲”,埋怨马英九带头道歉,到现在越来越不愿隐忍,涌现越来越多论述和著作否定二二八当时民众反抗的正当性,例如强调该事件是“皇民造反”、“暴民攻击外省人”等等,以此合理化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问题在于,要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全貌,还是应该回归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经脉络,亦即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统治过于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才会因为台北一起查缉私烟事件点燃全台民众的烽火。仅仅聚焦不同省籍民众之间的冲突,恐怕也容易滑入民进党“族群冲突论”的逻辑,而失去批判和反思的视野。

台湾社会真正要抚平二二八的历史伤痛,走向“族群和谐”,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超越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冲突论”,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如同王添灯当时提出“为最大多数、谋最大幸福”的主张,他在日据时期积极投身台湾文化协会等抗日组织,对抗殖民压迫;在光复后担任台湾省议会参议员,亦强烈批判行政长官公署腐败、公务人员贪污,挺身对抗国民党政府,他这种“始终反抗压迫”的精神,或许是二二八事件留给今人的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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