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众也信关公 台湾“诏安客”的信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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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原籍福建漳州诏安的客家人(诏安客)或拥护天地会的反清运动迁居台湾,不仅在台落地生根,更带来原乡的信仰—关圣帝君。当地时间4月22日下午,台湾“国史馆”邀请云林科大文化资产维护系副教授陈逸君发表《关圣帝君:记忆、想象与诏安客认同》讲题,讲述台湾客家族群的关公信仰与习俗形成。

2017年1月3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关公故里的关帝圣像景区61米高的关公铜像首次亮灯,20多个高亮度的探照灯组将关公铜像照射的格外壮美,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图源:VCG)

从关公到关圣帝君

陈逸君介绍,关圣帝君(关公)是华人世界耳熟能详、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崇的神明。像是儒家对其有“文衡帝君”、“山西夫子”、“关夫子”等尊称,甚至推崇为“亚圣”、“亚贤”或“武圣”,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道教称关公为“关圣帝君”、“三界伏魔大帝”或“协天大帝”。而佛教称其为“护法伽蓝”与“盖天古佛”。在民间信仰方面,又有“武安尊王”的称号,乃商人的财神(武财神)、军警界的战神(武神),知识份子的文昌神(五文昌之一),于明末清初时,又成为秘密结社者的护法神。

陈逸君称,由于关羽(160—219年)于东汉末年追随刘备参加义军征讨黄巾贼,在小说戏曲中和刘备、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匡扶汉室的形象深入人心。学者颜清祥研究,关公崇拜可分为“英雄期”(汉末至南北朝):武勇的形象被视为武将楷模;“武将期”(隋唐至南宋):地位骤降,仅挤身历代武将之列;“神灵期”(元明):因小说戏曲流行,成为忠勇与正义的化身;“帝君期”(明末清初):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为“关圣帝君”,集英雄、圣贤、神灵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所有事迹都被美化,历史地位达到巅峰地位、无比尊崇,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寄托。

天地会、万氏集团与关公信仰

学者林振源认为,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民间兴起尚武风气,进而多有异姓兄弟结义,当反清志士秘密结社成地下会党抗清时,选择深具忠义、武勇特性的关公作为主要信仰对象,并仿效“桃园三结义”般的异姓结义、共同以“万”为姓,组成万氏兄弟军事集团,郑成功的部将张耍(万礼、万一)、郭义(万二)、蔡禄(万七)就是重要成员。林振源推论,福建诏安县官陂镇下官村、主祀关公和万古师祖(即万礼)的万古庙,不仅很有可能是官陂张姓(“生廖死张”的张廖姓)日享公派下各房头的祖祠,更是清初天地会成员主要信奉的神明。

陈逸君表示,官陂镇下官村万古庙、霞葛镇庄溪村镇龙庵,均主祀关圣帝君,并为天地会成员的主要聚集之处。而今日台湾以张廖姓为大宗的“诏安客”,祖籍地正是福建省诏安县的官陂、霞葛、秀篆、太平等地。由此可知,清廷严厉打击天地会,使得反清人士渡海来台,特别是为首的张廖姓大量移往台湾,并带来了原乡信仰—关公

依据《诏安县志》记载:

明崇祯三年(1630)为诏安客家人有组织从原乡前到台湾的启端,郑成功军中官陂张廖姓将士及眷属、乡亲数百人亦随之东渡入台,垦拓云林南投等地。……许多移居台湾的诏安人,在带去祖宗牌位的同时,还带去祖地的神祇,作为新居地的乡土保护神。

不过陈逸君也强调,如今在云林二仑、仑背、西螺地区并无直接证据证实明清移民与天地会有关,唯一的线索,只有地方耆老口传关公神像是由廖姓先民自诏安县迎祀来台。

关公信仰与“诏安客”认同

2019年6月30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台湾云林仑背李家轿班会举行谒祖溯源活动,为当地“诏安客”族群重要的关公信仰仪式。(陣頭乀囝仔@Facebook)

陈逸君指出,云林“诏安客”虽然已无关于天地会或原乡相关的口传历史,但当地关公的神尊形象与官陂万古庙形制非常相似,尤其是关公骑马的姿态,而且世代口耳相传也称,神尊就是从原乡在清康熙、乾隆年间请来台湾,信仰和开庄时间基本吻合,这也显示今人感念某世祖迁台的艰辛,以及对祖先来源的重视

由于“关圣帝君”具有武勇和道德楷模的形象,成为入台先民的精神支柱,在面对频繁的水旱灾、台风地震等天灾,以及不同族群间的械斗、层出不穷的民变,汉人也不时与原住民争水争地爆发冲突,村庄内对关公的信仰极为虔诚,成为村人岁时祭仪的主轴。特别的是,当地对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过后举办的“许平安”,以及农历十月十五日下元节后举办的“谢平安”仪式,规模和重视程度往往超过关圣帝君诞辰

在问答环节,《多维新闻》提问,相较于近年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创造了跨越海峡两岸的进香文化活动,或是近期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跨越四个县市的八天七夜遶境,云林“诏安客”的关公信仰是否有跨地域交流?陈逸君解释,二仑乡、仑背乡主祀关圣帝君的庙宇仅有7间,且“诏安客”主要分布在34村里、70个自然聚落,非常分散,极少有跨村落的交流。即使举办“许平安”、“谢平安”或关圣帝君诞辰的祭祀,也多是各自为政。除非是迎自福建漳州东山县铜陵镇东山关帝庙的关公神尊,才有跨两岸的交流。

不过陈逸君也表示,1999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地震”后,云林“诏安客”的祭祀活动改以诵经团为主,规模缩小许多;去(2020)年新冠疫情(COVID-19)肆虐,取消在村庄内的遶境,祭祀也只有地方代表性人物参加,如宫庙主委、炉主、头家出面。她认为,包括过去震灾、如今的新冠疫情,都可能是乡村信仰行为改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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