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酿台湾生育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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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中情局(CIA)对于世界各地2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总生育率最新预测数据,获得台湾媒体的大幅报道。在CIA观察到的数据中,台湾为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地方,15岁至45岁具生育能力的女性平均仅生育1.07人,生育率依序还低于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如何解读台湾女性不愿生育及整个社会少子化的问题,也掀起一波高房价是否为低生育率原因的争论。

台湾欠缺平价、普及的公共托儿机构让政府帮养孩子,也被视为是台湾女性不敢生养孩子的原因之一。(中央社)

事实上,台湾的低生育率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台湾自1984年起,平均每位女性的总生育率就已低于维持稳定人口结构的替代生育水准(2.1人);自2003年起,台湾总生育率就跌落至1.3人之“超低生育率”水准,之后便持续在低谷盘旋,经常与韩国轮替全球倒数第一的位子。

台湾生育率的下探,在时序变化上由于某种程度上与日益停滞的工资及不断攀升的房价发展相重叠,因此人们自然而然会把两者视为彼此相关连的问题。毕竟当一个社会无法让人实现安居乐业的基本需求,又怎么会对生育下一代抱有希望。而这恐怕不只是个别的主观经验或认知的问题,它也日趋成为实在且难以忽视的客观背景因素。

例如台湾内政部2017年一份委外的长期趋势研究发现,房价负担能力越低,同时间总生育率就越低,此现象尤以大台北都会区(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区域较明显。国外一份以美国25岁至29岁女性为样本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指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 。

全台平均的“房价所得比”(中位数住宅价格/中位数家户可支配所得)约九倍,台北市更是高达近16倍,新北市为12倍。按国际房价负担可及性标准来看,皆属于“极度不可近”(高於5.1倍)的程度。(中央社)

不过,台湾若干被视为民进党“侧翼”、“网红”的代表性人物在高谈台湾低生育率己见,侧重于性别文化因素时,不见其对于执政者在民生、学前儿童照顾政策的检讨与反思,却是带起了一波“不要一直把不生小孩怪罪在房价上啦”的舆论风向。给人的感觉就只是在掩盖不合理高房价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粉饰执政当局在实现“安居乐业”上的无能。倘若“高房价无害论”是民进党政府对于台湾低生育率的看法,那么倒不如直接告诉台湾年轻人“可以不用支持民进党”。

好比说2021年年初才遭罢免的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便质疑道“房价合理,真的有利于生育吗?”、在台湾有“财经网美”称号的胡采蘋更称“房价只跌不涨,才更不会想生小孩”,完全无视当前房屋沦为炒作商品,早已脱离实体经济和人民所得成长的事实,而不合理房价的上涨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更是没有好处。

台湾央行副总裁陈南光2011年以个人身份对高房价问题所发表的议论就指出,台湾的民众并未因房价上升而显著增加消费,也未对整个社会、年轻人和租屋族带来“财富效果”,因为能够从房价上涨获得好处的是那些拥有多户住宅的家庭及炒房投资客,对于仅拥有一户住宅的家庭,房价上涨只会使得换购房屋更形吃力,至于无壳蜗牛更只能望屋兴叹。

诚然低工资、高房价这组问题,或不足以描绘出时下女性和家庭为何不敢、不愿生育的完整图像。因为台湾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不但是与身陷低工资、高房价的经济困局有关。同时,也与社会文化较不友善非婚生子、家务分工的男女不平等、家庭和工作间难以平衡等涉及社会文化、劳动及公共托育政策层面的问题有所关联。

这些问题无一不说明当前的台湾是个无法让人可以放心生养小孩的社会,同时也指明唯有社会能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才有望让青年世代不再通过“生育罢工”来反制这个让人看不见希望、无法帮忙养孩子的社会。而一个以为派发点育儿津贴就等同是“国家帮忙养孩子”的政府,自然是无法促成这样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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