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如何“爱”国 台学者:中西仁爱与博爱思维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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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联办日前点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义(Paul Harris)为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开脱的举动,称反华政客担任主席已违背“爱国者治港”原则。究竟该如何理解“爱国者治港”的“爱”,台大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认为,欧美的“爱”当属“博爱”,儒家的“爱”则是“仁爱”,前者是权利的绝对保障,后者是物质性的施予与尊卑角色的授予。一国两制兼顾两方内涵,但存在完全相反的理解,博爱方认为应该停止,仁爱方认为应该修复一国两制。

石之瑜指出,因为中西文化对于“爱”国的理解不同,也才出现停止与修复一国两制的两种截然不同意见。(多维新闻)

综合香港中评社、大陆新华社报道,4月25日,香港中联办发言人点名痛批夏博义“公然为违法者开脱”,并强调,大律师公会承担着多项法定职责,其主席当然应遵循“爱国者治港”原则。纵容“与外国有着紧密联系的反华政客”继续担任主席,无异是对大律师公会的最大讽刺!

事实上,自从“港版国安法”落实,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一直受到境外舆论批评。台陆委会便时常声援香港争取民主自由,并调侃“爱国者治港”是“爱党者治港”。

究竟该如何理解“爱国者治港”的“爱”?北京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傅高义纪念讲座》第四讲4月25日就邀请台大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以“爱国者治港——在‘仁爱’与‘博爱’两种关系之间辩证”为题,进行视讯演说。

石之瑜指出,当下对香港问题的评论往往忽视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应该将其置于长远深厚的思想史基础去看待“爱国者治港”中有关“爱”的理解。

他表示,在欧美近代思想史上,爱国的“爱”当属“博爱”,奠基在平等国民之间对安全的相互关怀和保证,是透过安全感建立与陌生人的爱,个人形成了对群体的爱。因此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没有其他的身份差异能拦截爱国的热情,因为是靠群体保护了这些个人在身份上所主张的差异,“国”成为个人认同的重要内涵。

另一方面,儒家的爱是伦理的爱,体现在尊卑秩序中,并非平等个人之间的爱,与“博爱”在本质上有明显差异。天与天子都是自然关系的衍生,天子的角色就是爱民。既是角色,则不失乎个人情感或身份意识差异,而是贯之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礼与仪。

他认为,古代社会中的“民”并不理解这种角色,天子要教导他们进入伦理的角色,则需做到“足食足兵”,首先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与生存权利。

石之瑜指出,“博爱”与“仁爱”的相通在于“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同样是生”。差异在于,一是博爱存在与个人之间,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仁爱存在与角色之间,是自然契约,是天命。二是博爱驱动慈善,出于个人自况、自发,否则将导致侵略与毁灭;仁爱基于角色,是尊卑之间必须的施予,否则就会违背天命。

石之瑜总结“一国两制”兼顾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博爱”,权利的绝对保障;二是“仁爱”,物质性的施予与尊卑角色的授予。但爱国者的“爱”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理解,对博爱哲学家是停止“一国两制”,对仁爱哲学家是修复“一国两制”。

香港中联办日前点名痛批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义是反华政客,担任主席有违“爱国者治港”。(HK01)

最后,石之瑜还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两种爱是不是真的能够共存”?他指出,现阶段还难以对该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但关键是要在五花八门的立场中反省背后的思想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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