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科举却不爱升官 清代台湾科考朱卷藏了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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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隋唐时期以科举取士起,科考成为后世读书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尽管明郑时期参军陈永华引进科举制度以取才,但仅止于生员考试阶段,真正要有全方面的开科取士,还要等到郑氏政权覆灭、台湾岛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以后。当地时间4月27日下午,台湾“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发表《清代科举朱卷的研究—以台湾的会试、乡试朱卷为例》讲题,探讨清代台湾科举(乡试、会试)的朱卷所呈现人物故事与时代意义。

台湾“中研院”台史所所长许雪姬指出,在清代台湾的科举中,会试、乡试的朱卷往往可以发现一些现存史料上的不足之处,不仅有助于更深入研究清代台湾的家族史,还可补充吏部、礼部及职官方面的资料。(許陳品/多维新闻)

科考朱卷藏有什么玄机?

许雪姬介绍,所谓的“朱卷”意义有很多种,原先是指考生以黑色墨笔写成答卷(墨卷)后,由“誊录书手”以红笔抄录墨卷,防止阅卷官借由笔迹或卷中记号辨识考生的一种防弊措施,后来发展出在乡试、会试中试的举人、进士,将自己的身家履历、科份(考试年份),以及凭此考中的文章刊印成册—朱卷,分送亲友、同年与朝中官员作为社交礼物。而目前全中国各地所存朱卷最少约有1.5万种以上,现有相对完整的史料汇编为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共收录8,235种,总计420册之多。

许雪姬表示,现有的朱卷记载三大内容,一是考生履历,包括家世背景(本族祖先略历与封诰、戚族中显赫人物略传)、生年、籍贯(是否为旗籍)、出身(廪生、增生、附生等),以及受业师、受知师(座师)。由于考生会把能写的全部都写上,甚至美化先祖或族人,小如将亲族之名雅化、大如将罢黜丢官之事隐去不提,因此许雪姬提醒,朱卷的内容不可全信,还是需要其他史料来佐证。此外,履历中还会记载庭训或慈训,反映了母亲在儿子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惜在目前已知的朱卷中,仅128件有母亲资料。

科考答卷上到底写了什么?

第二类则是科份,指考试的年份与科别、名次,以及历次参与乡试、会试、选拔贡试、覆试、殿试、朝考等成绩,然后才是主考官总裁的职衔、官阶与姓名。特别的是,科份还会记载对考卷的评语(批语)。如考中同治庚午科(1870)福建乡试第96名的台湾府学附生黄裳华,不但主考官评他的文章为“酝酿深厚,词肯调和”,“雍容华贵,畅茂条达”,其“本房总批”更写道:“气体清华,规模整肃,知其寝馈,经学者深”,“茹骨涵今,足征淹博” ,显示当年阅卷官对黄裳华的文章非常赏识。

第三部分就是中试者的文章全文。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科举考试总共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艺3篇、作诗1篇,第二场考经文5篇,第三场考策论5题,成为清末科举取消前的定制。以同治乙丑年(1865)考中举的台湾府学附贡生李腾芳为例,他在第二场作的五言八韵诗《赋得霜高出染一林丹》:

一色真如染,高林已渥丹。秋容浓入画,霜气肃出寒。燕□衔霄回,鸦飜写照难,带将霞彩绚,听到雨声干。二月花堪拟,千枝锦欲团。图疑青女绘,叶当酒人看。夜火乌啼树,西风客倚栏。蟾宫欣得路,折桂步云端。

此诗就有“诗中有画”、“清新俊逸,庾鲍风流”的“本房加批”评语。

朱卷内容不一定全部为真

许雪姬表示,朱卷上虽然记载考生的出生年月,但学者以《清代朱卷集成》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对照后发现,有154份出生年月不同,并有“减岁”追求年轻化的趋势。一般来说稍减三四岁、五六岁最为常见,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三甲进士许南英(1855—1917年,台籍知名小说家许地山之父),经杨云萍教授考证,得出“官年”比实际年龄少6岁。另外,朱卷样本数量很多,许雪姬认为尚待进一步分析比对,除了把台湾的部分尽量找齐,还可以去探究当时知识分子从中举到中进士之间究竟从事什么职业。

在《续修台湾县志》中,详细记载了王卿云、王见三的家族关系。其中,却是以“唐代封闽王、谥忠懿”的王审知为“始祖”。(許陳品/多维新闻)

以撰写《海国图志》、《圣武记》的魏源来说,清道光二年(1822)年在顺天府乡试中举,但到了23年后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才考中进士。如今虽然已发现魏源的乡试卷,但这20多年的经历就不会完整呈现在中试朱卷上,尚待其他史料补足。

家族为重 做官非为高升

林文钦,台中雾峰林家林奠国三子,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主导者林献堂之父。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福建乡试中,以福建台湾府台湾县附贡生民籍的身份中举。图为林文钦的乡试朱卷。(許陳品/多维新闻)

许雪姬强调,尽管士人多希望科举考试能金榜题名、平步青云,但台湾地方士绅却不以在朝廷任官、光宗耀祖为己任,反而是将维护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她以清代台湾五大家族之首的板桥林家为例,林平侯(1766─1844年)经营米盐生意致富后,先是1803年捐银数十万两获得新竹县县丞官位,又以捐官方式捐得知州、分发至广西,先任浔州(今广西贵港桂平市)通判、补桂林同知,再升署南宁府知府、柳州知府,短短六年时间就从正八品县丞升至从四品知府,不过他不求进一步往上高升,而是以四品大员的品秩致仕返台,除了正三品按察使衔的分巡台湾兵备道,其余台湾地方官员品秩多低于林平侯,板桥林家的政商关系就此穏固。

在林文钦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福建乡试的朱卷中,记载了雾峰林家的众多家族成员,其中又以其嫡堂侄林朝栋最为显赫,不仅赏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赏戴花翎,还获赐“劲勇巴图鲁”的称号。(許陳品/多维新闻)

许雪姬解释,这是由于道光朝后朝廷财政困难,造成捐纳之风大盛,除科举这个“正途”之外,捐官等“异途”之门大开,成为另类的晋升渠道。位在台中的雾峰林家,有鉴于家族中多为武官,后有林文钦(1854─1900年,林献堂之父)协助台湾巡抚刘铭传清赋有功,于1888年加了正四品的道台衔,希望将家族转型为文治型家族,且不求在朝中任职,才能保护好自家在地方的实力和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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