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时期也搞正名运动 日式街区名竟成同化台湾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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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北市长柯文哲录制一段新视频,称“最爱讲台湾意识的政党,却位在‘北平东路’上,你不觉得怪怪的吗?”、“怎么立法院整个被中国城市名包围了?”并声称要发起一场“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湾正名运动”;无独有偶,民进党宪政小组共同召集人之一姚嘉文也表示,所谓“台湾新宪法”的基本主张,就是“正名为台湾共和国”。为何部分台湾政治人物热衷于“正名”?日殖时期,台湾街道名称实际上却充满浓浓的殖民统治色彩,直到战后才陆续被扫除。

近期台北市长柯文哲声称要发起一场“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湾正名运动”,引发舆论质疑,认为恣意更改路名不仅只是“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而且还扰民。(台湾阿北—柯文哲@Youtube)

日人市区改正计划:树立新的政治权力

对于执掌国政后的首要任务,孔子曾云:“必也正名乎!”,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代表“正名分”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以维护伦理纲常,于现代来说,就是塑造事物的正当性。当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对于台北城内、艋舺、大稻埕等“台北三市街”分属府城、大加蚋堡(34个庄),日本人以“街地整理”、“贯通道路”、“市区改正”等诸多借口,填平台北府城护城河、拆除妨碍道路贯通的城墙,虽然开辟出许多公园绿地,并建设环城的现代化马路—三线路。

在日本殖民统治前,台北呈现“三市街”(城内、艋舺、大稻埕)分别发展的型态。其中,街道多以机关建物、寺庙、经济活动、地景等外在环境来命名。(黄雯娟,《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间政治》)

此举不仅刻意移入与台湾本土地景完全不相关的仿欧式建筑景观,还彻底改造清代以来线性的街名系统,改成称呼街廓空间的“町目系统”(某某町某丁目),而这些町名,无疑地是一种以殖民者的“规划者中心”,缺乏未来城市发展考虑的历史印记。台湾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教授黄雯娟也指出,1900年、1901年日本人两次公告改正计划,一方面摧毁了清代旧有的政治建筑以瓦解旧有政权,另方面也重新划定新的行政区域及建设官方建筑,彰显新的政治权力。

町名全盘日化 仅存汉名凤毛麟角

一次大战后掀起了全球范围的“民族自决风潮”,台湾有识之士眼见武装抗日无望,纷纷转向柔性的文化抗日道路,诸如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兴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1年),组织成立台湾民众党(1927年)。为压制、消解台人在文化上的抵抗意识,1920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内地延长主义”的背景下推动地方改制,1922年的“町名改正”计划,更是将新行政区以日式的“町”来命名,把街区全盘进行整编与划定。

1922年,台湾总督府实施“町名改正”计划,把当时台北市内各行政区皆以日式的“町”来命名,并强行移植日式地名与人名。(黄雯娟,《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间政治》)

尽管台湾总督田健治郎(1919—1923年在任)在市区计划委员会上曾要求,台北的町名必须尊重历史,但在64个町名中,仅仅只有20个直接或部分源自传统地名、不足三分之一。以台北城内为例,仅文武町(当地原有文庙、武庙)、书院町(因清代登瀛学院而得名)两个町名为旧地名,但文武庙和学院在日殖初期均遭拆除,地景早已不存。在艋舺地区,则有八甲町、新起町、西门町与龙山寺町。其中,八甲町因面积有八甲而得名,为清代台湾舆图记载的旧地名;新起町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设兴市公司,创建城内石坊、西门、新起诸街而得名。西门町和龙山寺町,前者源自台北府城西门(宝成门),但遭拆毁,后者则以艋舺龙山寺命名。

其余在台北府城外东、南方,还有东门町与南门町,皆因台北府城东门(景福门)、南门(丽正门)而名;古亭町,来自清代古亭庄,相传移民在此处设置谷仓“古亭畚”,或因建有鼓亭、擂鼓示警以防御泰雅族;龙口町,源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地名Liong-ap或Liau-a,汉字写作龙闸口,清代有龙闸口庄,由此简化而来。

保留最多清代地名的,多集中在台北府城的北方。如北门町,得名于台北府城北门(承恩门);上奎府町、下奎府町,源于平埔族“圭武卒社”的聚落,转音成奎府聚,再简化为上、下奎府町;永乐町,据传取自该町内原有的永和街与长乐街;太平町、日新町、建成町与三桥町,得名于清代就有的太平街、日新街、建成街与三板桥;圆山町和大龙峒町,指位于今台北市士林区、基隆河南岸的小山丘,清代称为圆山仔,而附近原有凯达格兰族“大浪泵社”(或称巴浪泵)活动,汉人期盼“兴隆同安人”,取闽南语谐音“大隆同”,又作“大龙峒”。总而言之,当时台北的汉式町名相当有限。

日式地名 尽显殖民屠戮本色

除了硕果仅存的汉式地名,日殖当局强行将对台湾有莫大伤害的日本政治人物名讳,硬生生套用在台北市街町名上。像是取自大正天皇的大正町,纪念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95—1896年)的桦山町;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1896—1898年)的乃木町、第四任儿玉源太郎(1898—1906年)的儿玉町、第五任佐久间左马太(1906—1915年在任)的佐久间町、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明石町

其中,乃木希典不仅曾参与甲午战争、攻陷旅顺,更在乙未战役中率第二师团,在步月楼战役(今屏东佳冬乡佳冬村)重创六堆客家义军,伤毙义军七八十人。在出任台湾总督后,不仅贩卖鸦片牟利,还以严刑峻法控制社会、镇压抗日力量,无数台湾抗日志士因此入狱或被杀。儿玉源太郎在任期间,一方面制定招降办法、安抚抗日份子,另方面又制定《匪徒刑罚令》,扩充警力进行军事镇压,1902年南庄事件发生后,军警在归顺式上诱杀泰雅族头目薛大老在内的39人,赛夏族的传统祭祀活动—巴斯达隘(paSta'ay,俗称矮灵祭)遭到官方禁止。

根据台湾“国图”《台湾记忆》网页记载,佐久间左马太曾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率军参与牡丹社事件的内石门、四重溪之役,造成排湾族牡丹社头目父子及族人至少30人战死;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他任第2师团师团长攻略威海卫;1896年乙未战役,佐久间接替战死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出任近卫师团师团长,该师团除了是日本在二战前的17个常备主力军团之一,在乙未战役最初的五个多月抵抗中,台人约1.4万人牺牲,可说是双手沾满台湾义军的鲜血。在担任台湾总督后,积极镇压汉人武装抗日,至少镇压了十起抗日事件,又颁订《五年理蕃计划》,扩张隘勇线,且架设高压电铁丝网、埋设触发性地雷及电气地雷以围堵蕃界,将台湾全岛共分十二区作战,并先后动员军警1万余人,分6次大规模征讨大嵙崁蕃(今桃园市大溪区)、北势蕃(泰雅族北势群)、马利古湾蕃、奇那济蕃(均为今新竹县尖石乡境内的泰雅族)、太鲁阁蕃等地原住民。对于以血腥残酷手段对待汉人和原住民的台湾总督,又有什么资格作为台北市的街区被纪念呢?

日殖时期以强制手段同化台人

落成于1938年的桃园神社,原奉祀对象为日本天照大神、开拓三神,以及明治天皇、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等日本皇族。台湾光复后改为桃园忠烈祠,改祀郑成功,乙未战争中的丘逢甲、刘永福,西来庵事件主角余清芳,七七卢沟桥事变指挥官吉星文,以及台湾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翁泽生。(許陳品/多维新闻)

而在台北、台南、屏东均有的“大宫町”,台北、新竹、彰化、嘉义、宜兰的“宫前町”,台南“白川町”,这是由于台湾神社(后升为台湾神宫)、新竹神社、彰化神社、嘉义神社、台南神社、阿缑神社与宜兰神社,皆主祀在乙未战役中担任近卫师团师团长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而台北市“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一至四段),也就得名于时任皇太子的裕仁(后为昭和天皇)率日本皇族,从台北车站附近出发前往参拜台湾神社的路线。即使出现如绿町、柳町、堀江町、马场町、入船町等与当地地景相符的日式地名,但黄雯娟也坦承,殖民当局形塑空间、町名的日本化,就是希望能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意识型态的灌输,达成同化台湾人之目的,且无视这些人物曾带给台湾人民多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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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当台湾光复、脱离殖民统治后,消除殖民影响、“重新中国化”显得势在必行且自然而然。只是,至今民进党政府却将“转型正义”限缩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金门马祖解严),炮火集中在清算国民党;部分台湾史学者美化殖民时期,称日殖时期“考虑在地的历史与特色”,以达到有效统治,对日殖时期的统治暴行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对台湾光复后就是“街名与地域完全抽离”,无视战后台人对去殖民化的“再中国化”之向往。秉持这种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明的态度看待战前、战后台湾城市街道/地名的产生,才会出现看到全台以中国城市为街道取名“怪怪的”之说法。事实上,这一点都不奇怪,反而彰显了战后台湾人对三民主义、自由民主等日殖时期从未享有政治权利的追求与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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