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弄“蟑”之乱泼出民进党政府的黑暗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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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警察正逢多事之秋!首先是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于当地时间4月16日遭一群黑衣人闯入并毁损电脑,但全案因为现场监视影像遭到删除,以及似乎有“外力”介入关说,导致真相迄今难以大白。

此外,民进党原台北市党部评委召集人赵映光之子赵介佑涉嫌贩毒、诈欺,据传其住处被搜后,竟还能向警察局兴师问罪。更有网民爆料,赵介佑过去还能在友人被借提时跑到警局跟友人会面、且其两次逃兵至今仍未服完兵役,却还可在外四处为非作歹。

姑且不论传言真伪,赵介佑仰仗家族的民进党势力使其过去在各项犯罪案件中被重拿轻放,加上赵家与英系国策顾问黄承国关系密切,黄承国过去的犯罪背景也再度引发社会议论。舆论普遍认为,台湾的“社会正义”受到民进党胁持,公正性荡然无存。

此外,5月3日还有黑帮人士到餐厅泼千只“樱桃红蟑螂”,当晚包括双北警察局长、多名立委与议员也在同间餐厅参加活动,虽然警方事后调查表示,千只蟑螂的示威对象并非警察,而应该是与餐厅有过节,但黑帮人士不顾在场是警察饭局,胆敢在警察眼皮底下犯罪,亦再度让执法人士的威望扫地。

不论是“黑衣人之乱”、“赵家之乱”还是“蟑螂之乱”,近期多起社会案件挑战台湾法治界线,更让执法、维持公共安全及保障财产的“警察”地位备受考验。要问的是,为何过往令民众尊敬的警察会落入这般田地?进一步来看,是法治与执法两层面双双出现问题。

首先,从司法层面来看,台湾的法律与道德规范正在变得模糊,青年犯罪层出不穷,虽然蔡英文政府统计出来的犯罪率是下降的,但更多被统计忽略的日常暴力层出不穷,不论是亲子相残,还是随机杀人,都造成社会人心惶惶。而台湾法规很多时候又未能与时俱进修改,且司法程序冗长,法官依法判决的结果对于社会教育的意义正在变弱,整体的法律公信力正面临严重考验。

根据台湾内政部报告显示,蔡英文执政以来犯罪率有所下滑。(台湾内政部)

其次,是执法受到挑战。一个面向是,警察的威信度正在下降。台湾警察历经过往民进党在野抗争时的攻讦,动辄被打成“警察暴力”。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中,台北市警察遭到民众提告执法过当,要求赔偿。2019年10月,台北地院判市警局应赔偿共新台币111万余元。不过台北市警局决定上诉,全案还在高等法院待审中。

而这些法官的判例,同样成为警察日后在执法时的参考。也因此,当警察面对很多真实的社会犯罪,特别是暴力的陈抗场合都选择温和以对,因为很多判决告诉他们,作为警察更多时候必须自保,因为如果不小心执法过当,警察自己也要背上执法过当的罪行。

台湾退警团体不满太阳花赔偿案判决,2019年11月12日于台北市发起示威游行,并试图冲入行政院。(多维新闻)

除了行使职务会遇到风险之外,民进党政府近几年推行的军公教改革同样大刀砍了警察的原有福利。这让当警察的诱因减少,甚至部分不肖警察会在执法之外,利用自身权力撷取利益。比如近期台北市中山分局便被查获警员集体包庇色情案,他们接受酒店业者贿赂,5年多来共索贿556万元新台币,通过职权牟利是整个台湾司法结构下的一片阴影。

除了包庇获利外,部分警察选择与当权政治人物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为了仕途,在法律与政治利益的天平当中,会往政治力方向倾斜。例如这次的警察之乱,便衍伸出民进党在警界的派系运作,警察一职已非单纯的保护人民的公器,而是可以在政治场上进行交易的筹码与利益。

从社会案件频发,反应台湾的法律规范正在松弛,台湾的司法正演示一个连自重与界限都不清晰的社会。警察是维护社会安定重要且辛苦的执法者,由他们构成最基础且绵密的社会安全网,但若政府官员也不尊重这些“人民公仆”,甚至将警政系统视为政治利益的一环,通常就会是社会崩坏的开始,这是执政的蔡英文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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