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以“国际秩序”问责北京的司马昭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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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美聯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近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节目“60分钟”专访,谈到美国与北京关系恶化原因,“中国(大陆)当局在国内压制自由,在国外咄咄逼人”,他强调美国不会压制、围堵中国(大陆),但“必须站出来反对这种损害国际秩序的行为”。

布林肯所指北京“在国内压制自由,在国外咄咄逼人”,扼要的说即是“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从美国观点出发的“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就北京来说,可直接简化成“内政问题”与“主权问题”。

布林肯对北京处理新疆反恐、精进香港“两制”体制以及促进统一、捍卫主权的方式“有意见”,本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将美国带领盟友在经济、科技、军事各层面限制、伤害中国(大陆)发展的压制、围堵行为,形容成“必须站出来反对(北京)损害国际秩序的行为”的不得不然,则大有问题。

2021年4月26日,土耳其民众前往美国大使馆示威,抗议美国总统拜登有关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决定。(AP )

问题何在?布林肯似乎站在“人权、自由、反歧视、反侵略”的道德高地上,将之包装成“国际秩序”,以此取得在多个层面“教训”北京的正当性,不过,所谓的“国际秩序”下却是满满“美国价值”,禁不起事实检验。

种族灭绝 拜登说了算?

若说什么是“美国价值”近期最令北京“感冒”的指摘,莫过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将北京在新疆的反恐作为称之为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genocide)。不过,新疆维吾尔人并非拜登(Joe Biden)上任后唯一被定义成被“灭绝”的种族或事件,身为天主教徒的他,继教宗方济各于2015年4月认定发生于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后,于4月24日成为首位也正式认定此一悲剧为“种族灭绝”的美国总统。

姑且不论国际法对“种族灭绝”的严格定义无法适用在新疆维吾尔人身上,以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议之上,拜登片面认定“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更见其基于“宗教”本位的私心。

事实上,承袭鄂图曼帝国的土耳其承认曾发生“亚美尼亚大屠杀”此一历史,但否认是“有系统、有组织的屠杀”,深究其发生的深层原因,除了第一次大战复杂的政治因素外,可远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以天主教“圣殿骑士团”为首,多次发起“收复耶路撒冷”为目的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的攻击,自然也免不了对众多穆斯林不胜计数的屠杀事件,埋下对彼此宗教的高度不信任。

撇开久远的历史不谈,拜登及历任美国总统至今未曾对其立国之初,由大西洋侧西向太平洋扩张国土阶段对众多印地安人进行“有系统、有组织、分阶段”的灭绝行为正式道歉过。

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5月8日宣布正式退出伊朗核協議,8月初及11月初分兩輪恢復對伊朗實施全面制裁,令本已不好的伊朗經濟雪上加霜。圖為2018年5月9日,伊朗民眾在位於該國德黑蘭前美國大使館總部外示威,抗議美國退出伊核協議。(VCG)

人道主义与经济制裁

为了避免“核武扩散”,在美国带头下,国际对朝鲜、伊朗实施长达十数年经济制裁,致民生凋敝、药品短缺,因此受害的多数是汲营于日常生活的平民百姓。

简言之,总是打着“人道主义”大旗在全世界下指导旗的美国,却是最常呼朋引伴要求国际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希望能逼迫其就范的强权,往往形成人道灾难。

有人会说,只要朝鲜、伊朗摧毁核武、放弃发展计划,就可以解除经济制裁,因此错在朝鲜与伊朗领导人。不过,必须先问一个问题,发展核武所费不赀,影响国力甚巨且不保证成功,为何朝鲜、伊朗宁愿民不聊生,也要发展核武?“应对美国威胁”是主要原因。

对朝鲜来说,“核武”让美国真正愿意“正视”朝鲜,与其领导人展开对话;伊朗也是因为其“核计划”已见初步成果,才催生出“伊朗核计划”多边协议。倘若朝鲜、伊朗如美国意愿摧毁核弹、停止提升浓缩铀浓度,美国却不愿意停止经济制裁,或者是日后又随便找个理由恢复经济制裁,筹码尽失下,恐将陷入任美国宰割的更大人道灾难之中。

毕竟,世人并不善忘,撕毁《伊朗核协议》的是上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片面决定,代替沙特教训伊朗的意味浓厚,讽刺的是,沙特的人道纪录恶名昭彰,拜登却不思修正特朗普的错误,如此“美国价值”,岂不奇怪。

中日公务船缠斗钓鱼岛海域。(微信@海洋装备与公务船资讯)

“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是国际秩序

布林肯义正辞严的指责北京“损害国际秩序”,忠实的扮演了拜登“美国回来了”赋予的角色,但始终却摆脱不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影子。

就其所指责北京“在国外咄咄逼人”的部分,具体来说是台湾问题、钓鱼岛群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岛)及南海问题,对北京来说,虽然都是主权问题,但有轻重之别。

在两岸统一及钓鱼岛主权、行政权问题上,北京“寸土不让”态度明确,没有妥协余地,但在复杂的南海问题上,北京则与东盟(ASEAN)各国已完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2021年底前议定《南海行为准则》。

但布林肯却在宣称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下,以各种实质来往“鼓励”蔡英文政府以民进党的国会多数,透过修法进行各种“事实独立”的进一步确立,将两岸朝“非和平手段统一”方向逼近;虽然宣称“对钓鱼岛主权不持立场”,却承诺将“尖阁诸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鼓励”日本在其最新公布的《2021年外交蓝皮书》中以“领海”称呼钓鱼岛海域。

究其根本,拜登、布林肯在乎的只是美国利益,为了限制中国(大陆)的发展,维持台湾、钓鱼岛的争议现状,进一步将台湾的高科技、半导体产业产能纳为所用都成为必要。世人对美国“压制、围堵”北京,限制其发展的用心知之甚详,对充满双目标“美国价值”也多所体会,布林肯的司马昭之心,早已人尽皆知,又何必大费周章的以“国际秩序”加以掩饰,徒然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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