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释宪案|被客诉的台湾山林“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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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东县海端乡布农族原住民王光禄(布农语:Tama Talum)因狩猎而被捕,其在司法审判后申请释宪案的相关问题,近日受到台媒与原住民群体许多关注,也让司法案件背后的社会价值矛盾与冲突再度被勾起。

从表面上来看,王光禄案虽是自制猎枪使用以及猎捕动物种类是否违法的问题,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也围绕着这几个焦点背后的法规、作出“部分违宪”的解释,但实际上,这涉及几个重要社会价值的冲突,尤其是“原住民权利”在社会价值中的位阶,并没有在释宪案当中得到大法官的深刻关怀。

司法院大法官5月7日针对原住民狩猎案做出释字第803号解释,仅指出有部分违宪,包含自制猎枪规范以及不得猎捕保育类动物、事前核准制都被解释是合宪,而提出释宪的布农族人王光禄(右)跟母亲(左)透过视频获悉解释结果后表示很遗憾。(中央社)

此次大法官的释宪案中,围绕着《野生动物保护法》、《枪砲弹药刀械许可及管理办法》等法条来进行适法性解释,但是案件主轴乃是原住民的狩猎权,而探讨原住民狩猎权时,不可忽视的议题,正是原住民对于传统领域土地究竟具备什么权利?

台湾的法律体系对于土地管理某种程度上属于“一国两制”,在两制当中,原住民对“保留地”以及“传统领域”拥有一定的土地权利,包含“原住民保留地”的所有权只能在原住民间移转、不能转售予汉人;而传统领域的划分则是依据部落使用的惯例而定。然而实践上,很多时候“传统领域”仍是公有林地、不是部落的私有土地。

这种“一国两制”的渊源可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当时殖民者一改清朝官员对“番界”羁縻的政策,大量进山镇压和屠杀原住民、并侵夺台湾原住民土地为公有林地,进行伐木等经济活动、以供应日本本土需要。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大量日本殖民政府占有的台湾山林地也随之被接收,直到1966年,台湾省政府修订了《台湾省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才宣布原住民在一定情况下(耕作或自用满10年),可无偿取得土地所有权,自此才真正告别日本殖民政府的原住民土地国有政策。但1990年订定的《山胞(已更名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对土地取得面积仍设下不少限制。承袭至今,目前台湾199.3万公顷的林地中,国有林加上公有林占比达93.1%。

极高占比的公有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地方自治法》、《森林法》、《国家公园法》、《水土保持法》等各种专法规范,和国家公园、森林游乐区、大学实验林、集水区的设置,再加上各种行政命令对原住民在台湾山林的狩猎采集工具、时间、物种、范围等细节性的限制,使得台湾山林土地的“一国两制”模式,执行上总是面临不少争议,除了王光禄案代表的狩猎议题外,举凡漂流木捡拾、采集树皮等政策都曾引起争议,类似事件在台湾社会并不罕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

而在专法的条条割裂下,台湾对于原住民土地的整合性使用与管理一直付之阙如,长年被呼吁设置的“原住民自治区”向来是只闻楼梯响,历届政府就算在选前有所允诺,选后也都迟迟未能着手进行相关政策。虽然《中华民国宪法》第169条规定,“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并扶助其发展,对于土地使用,应依其气候、土壤性质,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宜,予以保障及发展”,但是实际上显然整个法律体系对于原住民这个少数群体,思维仍是将人与土地分开,没有赋予他们主导传统领域土地的权利。

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4月23日在雪霸国家公园内办理“Skaru流域部落群与国家山林治理机关Sbalay和解仪式”,蔡英文当时致词表示,这是还原真相、实现原住民族转型正义重要过程,因为大家的努力,台湾离多元公义的理想更靠近了一步。(中央社)

在价值上,此次释宪案反而是《宪法》当中没有被提到的“动物权”占了上风,甚至更进一步明确“保育类”动物不在原住民合法行使传统狩猎文化的范围内,这也显露出大法官在价值取舍上,依循了法律体系对于台湾山林土地以各种专法予以管理的脉络,选择偏向了动物保护,而不是以人为基准的原住民文化权。

蔡英文2016年上任后,公开向原住民道歉,并在总统府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承诺尽快立法通过原住民族最重视的《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如今五年过去了,实践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仍是路迢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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