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5周年丨文革在台湾:国民党“讨毛反共”与左翼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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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思潮和行动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在街头到处贴大字报、修改街道和学校的名称,北京东城区的“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国立中山大学”的题字也被改成“为人民服务”,还有许多地方的神佛塑像、牌坊石碑等文物遭到砸毁,这些红卫兵横冲直撞,口中呼喊着要“打造新世界”、“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VCG)

然而,就在同一年,台湾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为反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据守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发起了一场以台澎金马人民为对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透过加强民族精神教育、推行国语、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等措施,抵制文革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以此彰显国民党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抗中共的正当性。这场运动不但本质上和文革针锋相对,也形塑了台湾迥异于大陆的文化氛围。

“讨毛反共”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时间回到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新建之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仪式上发表演说,宣称“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并自比为中华文化道统的继承者,勉励台湾人民能更坚定“消灭赤祸,重光大陆”的信念。而当时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张知本等人随即响应,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规定每年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不久后,国民党政府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该会在1967年通过、设定整个运动方向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提到,加强实践与贯彻三民主义即为复兴中华文化之康庄大道,而复兴中华文化应“以利反攻复国大业之进行”,并指出“讨毛反共”即为保卫、复兴中华文化努力之方向。

蒋介石(右)与其夫人蒋宋美龄,蒋介石虽自居中国正统,但终其一生始终摆脱不掉美国设定的冷战秩序。(Getty)

可见,国民党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着清楚的“反攻大陆”、“讨毛反共”的政治目标。而实际上,这个运动做了哪些事呢?根据台湾学者林果显的研究,这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谈。

首先是“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各级学校加强了三民主义教育,并在各地举办爱国歌曲比赛,在里民大会宣讲蒋介石的“德政”等等,鼓吹反共、爱国和拥戴领袖等理念。教育部也发动出版编印四书五经等今注古籍与普及民众读本,将国民党政府塑造成复兴中华文化的道统。有趣的是,古籍的今注今译无法脱离“反共”的使命。以《论语》为例,1974年10月文复会秘书长谷凤翔指示:“因‘论语’一书为对匪文化作战所需之重要文献,务请敦促注译人加速进行注译”,由此可看出典籍的注译,带有深刻的政治痕迹。

另一方面,文复会不只管人民的精神,还管到人民日常生活的礼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文复会1968年制订出版的《国民生活须知》,当时的民众几乎人手一本,内容包括说话、开会的礼仪守则,更涵盖食、衣、住、行、育、乐、修身之本,目的是将台湾民众培养成具有四维八德和西方礼仪的现代人。例如在吃饭时,“要保持良好姿态,肘臂不可张开,以免影响邻座”,又提到“长者未食,及家人未到齐以前,不宜先食”等等,充满了长幼尊卑与严格克己的精神,意图透过这样的规训,达到让人民拥护政府与效忠领袖的最终目标。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国民生活须知》,意图透过规训民众的生活礼仪,达到拥护政府和效忠领袖的目的。(Facebook@中华文化总会)

此外,文复会也积极在美国、日本等地对海外华侨社会进行宣传,借“复兴中华文化正统”争取华侨对蒋介石政府的认同,例如透过赠送中华文化书籍与蒋介石言论集、策动香港中华文化协会举办中华历代文物精华展,对照“共匪”摧毁文化、开办华文补习班、发行联系报刊杂志(如纽约文化复兴促进会的《文荟》),发扬中华文化并争取侨胞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

不过,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在国际上遭逢“退出联合国”等一连串外交挫败后,严重打击了蒋介石政府原本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1971年后文复会为因应外交变局,将工作调整为宣传、发动各学校“实践庄敬自强”运动,意在维持稳定的秩序,避免人心浮动,并将台湾人升高的仇外气氛导向坚守自己岗位,为国家牺牲奋斗的方向上。

七十年代,文复会举办了“共匪暴行资料展览”、以及为蒋介石祝寿、歌功颂德的活动等等,并配合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工程,推广维护清洁和遵守交通秩序等价值观。蒋介石过世后,文复会的角色逐步走向式微,今日更转型为“中华文化总会”,宗旨从复兴“中华文化”变成了推广“台湾文化”。

台湾金门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心战墙,与大陆厦门岛“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心战墙隔海相望。(Getty)

文革播下的左翼火种:陈映真与保钓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六、七十年代看似和文革起了“分庭抗礼”的作用,不过1966年上高中的台湾作家郑鸿生回忆说,那个年代台湾的进步青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存在主义思潮影响,国民党发起的文复运动其实“有名无实”,反而沦为叛逆青年嘲讽的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郑鸿生说,当时有几个逃到台湾的红卫兵,被国民党当成“反共义士”安排到处演讲,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他回忆,当时有个红卫兵叫王朝天,到他的母校台南一中演讲,结果王朝天展现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姿态和铿锵有力的口才,让他们这群从小被教养得“谨小慎微”的台湾高中生大感震撼和惊奇,也暗自打破了对“大陆苦难同胞”的刻板印象,从此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有了怀疑。

1967年,北京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画像和红旗在街头游行。(VCG)

不仅如此,文革的“社会主义”火种还悄悄渡过黑水沟,对台湾部分民众产生思想上的启蒙。例如台湾作家陈映真提到,他年轻时曾在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上寻获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书籍,从此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成长为一个危险的“左派”。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陈映真自承“数次躲在闷热的被窝”中偷听这场论争,文革爆发后他更深受世界各地勃发的左翼运动所撼动:

我的诧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在东京大学,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权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涌。我读着题为《公社国家之成立》的日语论文,论证着中国的文革如何体现了巴黎公社运动中工人起而建造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传统,宣说“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文明、新的国家政权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而心怀激动。
陈映真《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

然而在1968年,他就因和友人暗中组织读书会阅读左翼书籍曝光,而遭到国民党逮捕入狱。

另一方面,1970年在美国爆发的台湾留学生“保钓”运动,有许多人亦受到文革左翼理想的感召,而转向认同中共。1971年,五位保钓左派的台湾留学生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正方和王春生访问北京,并受到周恩来接见。毕业于台湾大学地质系、1971年获得美国布朗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的林盛中,也在1972年赴大陆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并从此留在大陆定居。

可以说,文革对台湾的影响是多面的,国民党借此在台湾推动文复运动,加强“反共复国”的意识形态,但文革的左翼思潮也意外影响了部分台湾青年,其遗绪直到今日也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难解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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