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SARS和新冠的“和平医院” 封院噩梦为何令台湾人余悸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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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疫情严峻,16日宣布新增本土案例333例,其中除台北市的和平医院最早公布之外,新北和高雄的医院都传出有确诊病例。传出医院染疫又是,引发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要“封院”的讨论和恐惧,也有许多人回忆起18年前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期间和平医院封院时的景况。

5月13日,台北市政府透露位于万华区的和平医院的有两例住院病患确诊新冠肺炎(COVID-19),迅速在台湾引发广大讨论。和平医院2003年因SARS疫情发生院内感染而封院,再次勾起台湾人18年前对和平医院当时紧急封院时的记忆。当时和平医院的封院共计造成医院员工57人感染、7人死亡;院内民众97人感染、24人死亡。其中还有一位病人不堪压力自杀。

“和平医院”在SARS时期曾因院内感染封院,再传出病患确诊新冠肺炎后,勾起人们的封院恶梦。(吴逸骅/多维新闻)

对于外界担心的封院问题,台湾防疫部门和台北市政府都表示“没有封院的问题”,台北市长柯文哲更说,封院是14世纪因应黑死病方法。

但是在18年前的2003年的4月24日中午12点25分,台湾行政院宣布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封院,而后在没有任何配套、防护措施不足的情况下,和平医院紧急封院。

紧急封院 “有人想从窗户跑走”

台湾公共电视曾制作《和平风暴》纪录片,片中透过采访超过40多位当时和平医院封院的当事人还原当时的场景,并对当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和卫生局局长邱淑媞的封院决策无相关配套提出检讨。

纪录片中提到,18年前4月22日和平医院B栋传出SARS院内感染,两天后政府宣布封院,并召回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隔离。但当时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和平的医护人员乱了手脚。据当时的医生回忆,“我随便捉了一个人问,就说要封院了,很多人就试着跑出去,甚至有人想从窗户爬走。”

在没有相关配套政策、未公布感染源的的情况下就下令封院,所有主管都在开会的情况下,和平医院里几乎陷入无政府的状态,930位的医护人员就这样被绑在一起。

资深记者回忆封院 记忆犹新

多维新闻采访当时在和平医院封院时的记者,回忆封院的景象仍历历在目。“那是台湾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形。”陈姓记者分享,当时他的报社只发给两个N95口罩,就要它们去却排班驻点,24小时轮班观察和平医院的状况,前前后后他在和平医院外守了10天。

陈姓记者回忆,当时和平医院封院并没有办法进去院内采访,能提供的报道相当有限,他只能待在医院附近警察广播电台里轮班,“当时警广有开放一区给记者休息,我们就守在那里轮班,看着医院的玻璃窗户有人丢纸条或是举大字报。有些记者也在院外举大字报要里面的医护加油。”

时至今日,对于当时封院决策对错与否仍有不同的论点。(吴逸骅/多维新闻)

和平医院封院,当时最令人难过的新闻照片就是医护人员在窗户边举大字报的身影。陈姓记者表示,“当时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很多人还没通知家人,就已经被锁在院内了。所以他们只能举大字报或丢纸条希望看到的人可以帮忙传递信息。”

对未知病毒的恐惧以及当时对疾病要如何防治的概念还相当缺乏,即使在院外的驻外的记者都不敢大意。陈姓记者回想,当时他的小孩才刚出生,进去玄关前都要先打电话给老婆告知,一进到玄关就拿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消毒,立刻进去洗澡。

爆发抗议 马英九批评是敌前抗命

不知道医院会封院多久,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心,也使得封院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医护人员开始组织抗议。当时的护理师回忆,许多人家里都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他们也不知道谁感染了SARS很害怕就此跟家人天人永隔,但对比的是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却强调,“防疫视同作战,如果有抗命行为视为敌前抗命。”

在当时缺乏隔离衣跟物资的情况下,也没有人出来说明该怎么办? 除了医护人员忧心染疫可能,院内的病患和家属压力也增大,在缺乏物资、染疫风险以及不确定等心理压力的叠加之下,遂发生有病患在厕所上吊的悲剧。

许多人认为马英九要对当时和平医院封院的决策负责,图为马英九日前戴着口罩出席国民党新春餐会。(吴逸骅/多维新闻)

除了不堪压力之外,物资的分配也成为难题,在无组织状态下,物资先送到没有染疫者的A栋,但没有限领的政策等,往往送到有染疫者的B栋时已经有许多物资被抢光。情况在被称为是“抗SARS英雄”的(当时为慈济大学公卫系教授)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进入并实施分层分栋的隔离管制,调度指挥之下才逐渐得到控制,避免继续交叉感染。

许多医护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护士边流泪边照顾病患,还要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染疫,每个人的压力都达到临界值。经历过和平医院封院的医生表示,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英雄,但其实很残酷,因为他们只是人,“会脆弱也会害怕”。

和平医院有7位医护因此殉职。第一位殉职的护理长陈静秋过世后,台湾立法院通过“陈静秋条款”规定不论是否为公务员,投入救灾死亡可领291万余元新台币,伤病依程度也有金额不等的抚恤,政府也须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直到他们取得学士学位为止。

而第一位殉职的林重威医师当时才27岁,原本计划要结婚却因染疫离开人世。他的父亲林亨华因为儿子的离世而开始探查当时封院的事情,发现了台北市政府和医院在处理封院事情的不妥当,他的父亲更拒绝让儿子进入忠烈祠,表示“儿子是被害死的。”其后林父打赢国赔官司并将获赔的金额跟自己的积蓄一同凑成的1000万元成立“财团法人林重威基金会”帮助清寒学生。

而后,对当时台北市政府与和平医院未做好接管的配套安排,究竟是医院主导还市政府主导?隔离政策和物资分配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政府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引发大量的检讨声浪,和平医院的疫情爆发也成为台湾抗SARS的一个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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