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70年丨台湾对西藏的遐想 与现实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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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形成两岸分治以后,蒋介石政府带到台湾的党政要人,蕴含他对全中国法统的几个关键想像,除了各省国大代表与重要学者外,举凡儒家的孔子嫡孙孔德成、道教的张天师与藏传佛教的章嘉呼图克图(内蒙古)等人,至于西藏最重要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虽然皆未赴台,但1950年代该地剧烈的政治动荡,则赋予蒋介石对“反共起义”的另一种前线寄托。

1951年,中共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称为“匪军进入拉萨”。(视觉中国)

在冷战政治结构下,台北政府对西藏的想像及宣传,与南京和重庆政府时期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时,蒋介石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声称“你们的反共抗暴运动,不仅是为了藏族全体的生存,为了藏胞个人的自由,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并且对于自由亚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与安全,担当了英勇无比的前锋”,他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允诺“民族自决”是蒋介石在1930年至1949年绝对不可能推出的西藏政策,但为何偏偏到了1950年代就反转?其实,这还是因为无本生意永远有人做,在力有未逮之时,蒋介石政府愿意以“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这与1934年中共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时也声称“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一样。但从“边疆观”的演变来看,蒋介石政府这股“权变”的边疆政策思维,在长年反共意识形态教育下,渐渐在台湾社会揉成充满扭曲与遐想的边疆观,而对分离主义、民族自决的态度左右摇摆的同时,也与依据当地现实而拟定之边疆政策越来越疏远。

1959年西藏动乱发生以后,起初台北政府空头补给大陆西北少数民族反共部队,也相当希望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台湾驻锡,蒋介石甚至当面向来访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巴生(Graham Parsons)表示将达赖喇嘛接往常住的意愿,但是美方当时积极推动将西藏问题交给联合国(UN)讨论、且一改对中国主权范围的态度,不愿意承认西藏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领土一部份、更独力训练西藏特工与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根据台湾学者林孝庭的研究,最后台北政府借由动员各邦交国,成功阻止了美国原先设想的大规模提案发生,西藏问题也是台北与华府在冷战时期最严重的外交冲突之一。

与美国强权之间的立场矛盾,深深影响到台北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态度,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只能是在支持“反共抗暴”的同时,也加重强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份”,但是随着时间移转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在“自由阵营”的宣传逐渐占上风,台北对后者的强调越来越发无力。

1997年达赖喇嘛首度访问台湾,与李登辉(中)和其夫人曾文惠(左)合影,他也与李登辉进行“宗教”与“心灵”对话,当时台北政府刻意“避开政治性”的手段,引起很多争议。(AP)

1991年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后,两岸关系开启历史新页,而达赖喇嘛曾于1997、2001、2009年三度访问台湾,这背后固然有台北、北京与达兰萨拉三边关系的角力,但此一时彼一时,实际上在达赖喇嘛方面的施压下,代表对西藏事务主管机关的台北政府蒙藏委员会,在达赖喇嘛三次访台行程中都未能扮演主导角色、试想若在1950年代达赖喇嘛访台,则必然不会是这幅景象,也可见“中华民国法统”日益孱弱的趋势。

1997年达赖喇嘛首度访台,此前西藏流亡政府不断放话运作,声称蒙藏委员会在流亡藏人当中居间分化、也是达赖喇嘛访台最大的障碍,所以整个协商过程中,蒙藏委员会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事前陆委会、侨委会、蒙藏会三方对于达赖身分认定的说法差异,更是李登辉政府态度含糊的象征,最后因为达赖喇嘛持印度国际难民证、由台湾境管局核发“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旅行证”。他抵台后也向民进党立委表示,“你们的蒙藏委员会让台湾名声大坏”,他更跟媒体称能够成行,一方面是李登辉及佛教界力邀,另一个关键是保证没有台湾政府单位,特别是蒙藏委员会的任何介入。对于这些风波,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骏逸以“犹如一场噩梦一般”形容。达赖喇嘛离台不久,即在台成立办事处,以“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为名,由于其被强调属于宗教团体、主管机关为内政部而不是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从此面临绿营高称呼吁裁撤的压力。

有了1997年前例,2001年民进党执政时、达赖喇嘛二度访台就更没有蒙藏委员会的空间了,当时陈水扁宣布达赖访台事务由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负责与各部会协调,但是实际上蒙藏委员会则是表示有关达赖来台一事“该会完全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从当时蒙藏委员会的回应来看,以往该会主管蒙藏人士来台审查核可之权力,在与达赖喇嘛有关的人士身上已经丧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人士进出台湾都不经过蒙藏委员会审理,达赖喇嘛更是获外交部核发“停留许可证”。从更宏观的脉络来看,当时陈水扁政府也正积极酝酿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以便突破障碍,促成双方互设官方经贸办事处”,而2002年台湾外交部也正式函略“蒙古已为主权独立国家”,蒙、藏接连的政策变动,对台北政府的边疆法统性更加削弱。

到了2009年八八水灾后,达赖喇嘛第三度访台,虽然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蒙藏委员会在其中的作用也相对提高,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也在行前曾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单位收到申请,必须要等到达赖送件申请,才有下一步是否核准的问题”。但最后其仍然是以“宗教领袖”人士、由台湾外交部核发“落地签”,蒙藏委员会仍为展现主管机关的样子。

达赖喇嘛三次访台,虽都脱不了宗教领袖“弘法”的身分,但在实质政治面向上,更多的实是“国家元首级待遇”,台湾社会也更脱离对其“藏胞”身分的关怀;而在当前民进党“反中”意识形态主导下,台北政府完全放弃的“边疆政策”、只剩下支解中国大陆边疆的欲望,由此产出的这种仅剩下“抗暴”、“争取民主自由”的涉藏情境中,仿佛没有流亡政府,西藏地区就没有任何希望,这就离西藏现况越来越远,也越来越缺乏脚踏实地的关切。

2019年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右二)率党务人士民进党公共关系处主任谢雨利(左一)、民进党发言人李问(右一)会见达赖喇嘛(左二),罗文嘉称其询问达赖喇嘛有没有可能转世台湾,达赖喇嘛答“当然可能有”。(民进党提供)

2017年底民进党政府废除蒙藏委员会后,对西藏的政策已无“法统”可言,到了2019年大选造势年,在民进党跟台独声浪高喊“抗中保台”时,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前往印度拜访达赖喇嘛,称“我们对抗中国的意志、决心、力道还不够明显吗?相较而言,同意尊者来台根本不算什么?开大门、走大路,欢迎赖喇嘛尊者再来台湾一次吧”。

然而,70年来的西藏发展跟西藏社会变化之巨大,在在都与这些“抗暴”论述距离越来越远,这种光有自由民主而无现实生活提升策略的说法,其实就像失了根的浮萍一样。与此同时,中共治藏却给自己相当务实的要求,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统计资料,2020年西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744元,较2015年增长达77.4%,但在台湾的“想像”里,其实没有西藏“发展”的空间,西藏还只能是一个被中共蹂躏以后、仍然落后贫穷的悲惨社会,而这种停留在冷战思潮的观点,正是台湾对整个中国大陆扭曲边疆观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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