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与歧视 台湾为何从宝岛沦为“奴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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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冠疫情不停延烧,苗栗电子厂的外籍移工日前爆出群聚感染,苗栗县长徐耀昌6月7日发布命令,对全县的东南亚移工下达“禁足令”,称此举是要避免移工与居民接触和集体群聚,然而同一时间台湾人却仍可自由外出活动,引发“种族歧视”争议。

苗栗京元电子厂日前爆发外籍移工群聚传染,图为6月4日厂内的外籍移工等候快筛。 (京元电子供图)

根据苗栗县府的“禁足令”,全县所有移工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都禁止外出、生活采买要由专人负责、上下班移动要由业者与仲介负责接送、县府也责成苗栗县警方加强巡查,若有移工被查到在外闲晃,将会针对雇主和仲介开罚。

然而,这个禁令也引发移工团体质疑,6月10日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等民间团体在网上举办“反对苗栗县政府限制移工外出”记者会,抨击苗栗县府针对移工实施的“禁足令”毫无法源依据,且标签化特定群体,完全无助于防疫。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指出,目前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三级警戒措施,是规定民众“非必要不得外出”,苗栗县府却迳自宣布“全县外籍移工不得外出”,限制其人身自由,做法十分荒唐,且并无防疫功效,要求撤回禁令。

据了解,苗栗县府发布命令后旋即取缔了21名外出的外籍移工,还有当地公司的老板为了符合“禁足令”,用货车载送移工集体上班,结果反倒让移工通通挤在一起,场面荒谬。另外也传出台中的电子厂自主公告禁止厂内移工外出,遭移工团体抨击这些移工有如被当成“奴隶”一样对待。

台湾的家庭看护、工厂与渔业的运作都相当仰赖来自东南亚的移工,台湾社会却没有给他们合理的保障与待遇。(中央社)

其实,台湾人歧视东南亚籍的移工早已不是新闻,而是长久以来的社会现象。一名曾在台就读研究所的陆生姜雯,2018年将自己对外籍移工的田野调查写成一本名为《奴工岛》的书,控诉有着“最美的风景是人”称号的台湾,其实存在一个把东南亚移工当成“奴工”用完即丢的剥削体制,犹如一座“奴工岛”。

她举例,一个名叫莘蒂的20岁印尼籍移工,没有接受足够的职前训练,在工厂被逼着上阵操作冲床机,结果失去了右掌,但疗程还未结束,仲介、雇主就找上门,逼她签立和解书;一名叫做帕瓦的外籍渔工,因为长期过劳工作,又动辄遭台湾船长殴打,愤而伙同船员杀害船长,成了轰动一时的海上喋血案主谋;还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尼籍牧师伊登,来台工作却碰到工厂倒闭欠薪、无休假、被迫做许可外工作,最后因缴不出高额仲介费而失去工作机会……。

这些充满血泪的故事,其实只是在台湾工作的70万名东南亚移工的缩影。从1991年台湾开放外籍移工以来,移工人数就逐年上升,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台湾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如工厂粗工、家庭看护、帮佣、渔工、建筑工等等,作为底层的劳动力支撑了整个台湾社会的运作,然而长年来却备受台湾仲介和雇主的血汗压榨,许多移工受不了雇主恶待而逃跑成为“失联移工”,也有一些移工发生职灾后就被雇主抛弃,未拿到一毛赔偿金。

事实上,这次苗栗电子厂爆发的移工群聚感染,也是出于大量移工长期被迫居住在拥挤狭小的宿舍所致。由于移工宿舍空间小、共用卫浴,难以保持社交距离,一直存在着群聚感染的隐忧,去(2020)年疫情以来移工团体就多次提出,移工住宿及防疫问题应纳入整体防疫考量,但民进党政府视而不见,也导致这次疫情在移工宿舍爆发。

台湾的制造业移工所住的宿舍,经常盖在工厂的上方或和工厂相连,导致过去多次发生移工因为工厂火灾而丧命的悲剧,移工团体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明令禁止这种情形。(张智琦/多维新闻)

而在疫情当口,这些移工也成为台湾社会猎巫和歧视的对象,去年疫情在台湾小规模爆发,一名确诊的失联移工因为害怕台湾政府将其遣返而逃离医院,互联网上就出现“应该直接枪毙移工”这类仇恨言论。然而,追根究柢,台湾政府将失联移工当成“罪犯”一样追捕的歧视性政策,才是导致他们逃跑的根源。而这次苗栗县府下达的“禁足令”,其实不过是这种歧视逻辑的延伸而已。

所幸,台湾也存在着反对歧视移工的声音,除了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现在苗栗的民间团体“苑里掀海风”也发起连署,反对歧视移工的“禁足令”,短短半天内就有1,000多人参与连署。该连署声明强调,新冠病毒可能传染所有人,而移工也是人,不该受到歧视待遇。的确,台湾要落实防疫,当务之急就是改善移工的住宿环境,而更长远来看则应杜绝血汗压榨移工的状况,才能令台湾摆脱“奴工岛”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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