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的“精准疫调” 取经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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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阻断新冠(COVID-19)疫情在小区的传播链,台北市长柯文哲于当地时间6月17日宣布开始执行“清零计划”,他并提到两大重点,一是染疫确诊者不准留在居家住所;其次,扩大疫调范围,凡高度风险者都需配合政府进行调查。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开始执行清零计划,确诊者不准留在家,有症状住院、没症状到专责防疫旅馆。(台北市政府供图)

台湾这波疫情自今(2021)年5月开始,一路由北往南蔓延全台,这也导致台湾社会原本特别着重的“疫调”功能,逐一被大规模的染疫人数吞没。毕竟,就如同台北市长柯文哲所言,“以当前疫情紧急状态,公布疫调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如假设病毒在你我身边。

然而,“疫调”之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重要,除了新冠病毒易传染的特性之外,找寻感染源进而消灭感染源,并以此提醒曾经与确诊者接触的高风险人事地物,最终达到自我保护与警觉的效果。而这样的防疫举措,对待像台湾这般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显为重要,也是台湾过去防疫表现优异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疫调”也并非台湾独有的专利。中国大陆在疫情爆发之后,包括近期爆发本土染疫的广州,除了大规模实施“快”筛之外,也会针对病毒的源头进行“溯源”工作,置换到台湾的语境即为“疫调”。

有趣的是,如通过中国大陆、台湾就疫情“追本溯源”的手段观察,再与欧美强调个人隐私及地方分权制度之下的处理疫情态度相比,这段时间两岸因疫情牺牲的民众明显较欧美少得多,病毒也不至于走到全境扩散。

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西方文化何以有根源的差异,或许可以藉哈佛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龙(Arunabh Ghosh)的著作《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浑身解“数”:中共建国初期的统计学和治理技术)当作参考。

根据高龙在这本书的概念指出,中共在打下江山后,并要在几乎全无统计数据可参考的情况下,让这个百废待举大国的社会、经济恢复元气相当困难。但另一方面,既然成立了新中国,就得走向有别于当时英美资产阶级的“道路”(统计学方法)。于是乎,中共转而师法苏联的统计学方法(exhaustive enumeration, 穷举法),重新定义一门专属“社会”的统计概念。不过后来,受到印度方面统计(random sampling, 随机抽样法)的交流影响,过去中共与苏联深究的概率性、周延性的算法开始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经各方搓揉并符合中国当时民情的“民族志”之统计“道路”,最终再被毛泽东发扬光大。

毛泽东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Getty)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中共党史80句口号之一。事实上,这句口号不仅只是“口号”,更崭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计意义,还透露出中共长期以来的治国根本与思路。中共党人常云:“深入实际、深入社会,才能形成一套正确的工作方法”,具体作法像是中共在人口、经济产出等社会数据“调研”的说法,而非使用“统计”、“田野”等字词,再者今日看到中共推出的“精准扶贫”等政策,便是仰赖大量调研所呈现的社会“建言”。

回头来看今日,虽然前文讨论是在半世纪以前发生,但在新冠疫情的当下,不论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或世界各地,又像是柯文哲强调的“精准疫调”,就本质精神而言,都已成了是台湾和全世界的日常。虽然在当前全球政治氛围下,北京与西方、两岸关系都陷入谷底,但有时候,稍微停下脚步看看周遭日常,彼此的差异并无幻想中来得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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